教师这个身份，是他闫富贵在院里唯一的体面。一个月四十二块五的工资，虽然不算高，但稳定，受人尊敬。如果真闹到学校去，别说工作保不住，搞不好还要背处分、影响全家。
“建国！建国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闫富贵再也顾不上什么面子，带着哭腔说，“是我糊涂！是我眼红你挣得多……我就是……就是看你又是上学又是工作，钱来得容易，心里不平衡……我没有证据，都是我瞎编的！”
终于说出来了。
院里一片哗然。
虽然大家早就猜到是这么回事，但亲耳听到闫富贵承认，还是让不少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李建国静静地看着他，看了足足半分钟。
然后，他弯腰捡起地上的脸盆，递给闫富贵：“三大爷，您今年也快五十了吧？教了二十多年书，桃李满天下。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常说院里最有学问的就是您，让我多跟您学习。”
闫富贵接过脸盆，手抖得厉害。
“可您看看您做的这事。”李建国摇头，“我李建国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我妹妹做好早饭，六点半出门赶电车去学校。上午四节课，中午在学校食堂吃最便宜的菜。下午没课就去图书馆，有课就上到四点。然后赶去丰泽园，切菜、炒菜、收拾厨房，干到晚上八点。再坐末班电车回家，检查我妹妹作业，自己看书到深夜。”
他一口气说完，声音不高，却字字砸在每个人心上：“我为什么要申请走读？因为岚韵才十二岁，一个人住四间房，她害怕。街道办王主任特批的，批条我现在还留着。我为什么这么拼？因为我是我妹妹唯一的依靠，我不能倒，不能垮。”
“三大爷，您知道我一个月坐电车要花多少钱吗？月票三块五。知道我为什么总穿这件旧工装吗？因为布票要省下来给岚韵做衣服。知道我银行里那两千多块钱是怎么攒下来的吗？是一分一分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李建国的眼眶有些发红，这不是装的，是原身记忆里的辛酸涌了上来。
“是，我挣得比院里大多数人多。可我付出的，也比大多数人多！”他指着自己的胸口，“丰泽园的头灶，那是我靠手艺挣来的！四九城大学的通知书，那是我挑灯夜读考上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对得起天地良心！”
院里鸦雀无声。
几个大妈已经抹起了眼泪。
“三大爷，今天这话，我只说一次。”李建国盯着闫富贵，声音恢复了平静，“从今往后，院里再有关于我的闲言碎语，我不找别人，就找您。因为您是老师，是院里最有文化的人，您应该带头维护团结，而不是煽风点火。”
“如果再有一次——”他语气转冷，“红星小学、教育局、派出所，我挨个去。我父亲用命换来的烈士称号，不是让人拿来糟践的。我李建国行得正坐得直，不怕查，但谁想往我身上泼脏水，也得掂量掂量后果。”
说完，他转身就走。
走了两步，又停下，回头看了一眼院里众人：“还有各位邻居，我李建国尊重院里每一位长辈。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谁家日子过得好，我只有祝福，绝不眼红。同样，我家日子怎么过，也轮不到别人说三道四。国家现在实行票据制度，就是要让大家都在明面上过日子。我家所有的票证、所有的收支，都可以摆在阳光下查。谁有疑问，随时来找我，我给您看账本。”
他顿了顿，最后扔下一句话：“但如果不敢当面问，只敢在背后嚼舌根……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这一次，他再没回头，径直走回后院。
阳光照在他挺直的背影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在光里泛着干净的光泽。
中院里，闫富贵瘫坐在枣树下，面如死灰。
几个邻居默默走开，没人去扶他。赵家媳妇小声对张大娘说：“建国这孩子……真不容易。”
“谁说不是呢。”张大娘叹气，“爹没了，一个人拉扯妹妹，还得上学挣钱……换了别人早垮了。”
“老闫这回是真过分了。”孙家大爷摇摇头，推着自行车回屋了。
从那以后，四合院里再也没有人敢议论李建国的收入。
偶尔有新搬来的邻居好奇打听，老住户都会摆摆手：“别问，人家那是真本事。再说了，烈士子女，国家都信任，轮得到咱们说闲话？”
而闫富贵，见到李建国都是绕道走。就算不得已碰面，也会赶紧低下头，匆匆打个招呼就溜。
那场当众的、毫不留情的质问，成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噩梦。
也成了四合院所有人心里的一根标尺——有些线，不能越；有些人，不能惹。
李建国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在这个院子里，他不再是那个可以被随意拿捏的孤儿。
他是李建国。烈士的儿子，大学生，丰泽园的头灶师傅。
一个靠自己双手挣出一片天，并且有能力守护这片天的年轻人。
这场震慑，效果持续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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