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8日,寒露。
清晨六点,李建国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走出南锣鼓巷。车筐里除了书包,今天还多了个不起眼的帆布挎包——这是他特意缝制的,里面分了好几个夹层。路过中院时,贾张氏正端着尿盆出来倒,看见他,撇了撇嘴:“天天起这么早,赶着去灶王爷跟前磕头啊?”
李建国没接话,径直出了院门。他心里清楚,院里这些目光短浅的邻居,永远理解不了他每天早出晚归的意义。
今天第一站不是学校,而是东四牌楼附近的自由市场——老百姓私下叫“黑市”。天刚蒙蒙亮,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摊贩们大多用麻袋或布盖着货物,眼神警惕地打量着每一个过路人。买卖双方交谈时声音压得很低,交易过程快如闪电。
李建国把自行车停在市场外的胡同里,步行进去。他没带任何东西卖,只背那个帆布挎包。
走到一个卖杂货的摊子前,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瘦削男人,大家都叫他“老陈”。
“陈叔,早。”李建国低声打招呼。
老陈抬头看他一眼,认出是熟客,眼神缓和了些:“建国来了?今天要啥?”
“看看有什么票。”李建国蹲下身,装作挑选摊子上的旧搪瓷缸。
老陈左右看了看,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快速打开又合上。李建国眼尖,看到里面花花绿绿的票证:粮票、布票、油票、糖票,还有几张工业券。
“怎么收?”李建国问。
“粮票一斤一毛二,布票一尺八分,油票一张两毛。”老陈报出价格,“工业券得看要哪种,自行车券最贵,缝纫机券便宜点。”
李建国心里快速盘算。这个价格比三个月前刚实行票证时涨了一些,但还在低位。很多人还不习惯用票,觉得麻烦,宁可在黑市高价买现成的东西,把票低价卖掉。更有一些人,特别是旧社会过来的遗老遗少,还看不起这些“纸片”,觉得不如真金白银实在。
但他知道,未来二十多年,这些“纸片”将比钱还重要。
“都要了。”李建国从挎包里取出准备好的钱——大部分是零票,最大面值不过五元。这是他刻意为之,大额钞票太扎眼。
交易很快完成。李建国把票证小心地收进挎包夹层,又去了另外两个熟悉的摊子。一个多小时里,他用二十六块钱,换到了近两百斤粮票、三十尺布票、十五斤油票,还有七张不同种类的工业券。
这不是他第一次收购。从去年底票证制度开始试点,到今年全面铺开,他已经陆续收了三个月。方法很讲究:每次收购量不大,分散在不同市场、不同时间;用零钱交易,避免引人注意;收来的票证立即放进空间,不留任何痕迹。
七点半,他离开黑市,骑车赶往四九城大学。路过丰泽园时,栾老板正好在门口送客,看见他,招了招手。
“建国,过来一下。”
李建国停车过去。
栾老板把他拉到一边,压低声音:“你上次托我打听的事儿,有眉目了。我认识外贸公司的一个老主顾,他手上有批多余的侨汇券和外汇券,问你要不要。”
李建国心头一跳。侨汇券和外汇券,这可是特殊票证,比普通票证珍贵得多。凭侨汇券能在友谊商店买到进口商品,外汇券更是能直接兑换稀缺物资。
“多少?什么价?”
“侨汇券五十张,外汇券二十张。价格比黑市高三成,但保证安全。”栾老板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建国啊,你这年纪轻轻,怎么对这些票证这么上心?”
李建国早就准备好说辞:“家里穷,妹妹还小,想多攒点票,以后日子好过些。丰泽园工资是还行,但票不够用。”
这个理由很朴实,栾老板信了,拍拍他的肩:“行,我给你牵线。明天下午你来找我。”
“谢谢栾老板!”
上午的课是《机械零件设计》,李建国坐在教室里,脑子却在盘算刚才那笔交易。侨汇券和外汇券,这在未来几年会是硬通货。特别是到了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有外汇券就能买到普通人根本见不到的营养品、药品。
但他必须谨慎。栾老板虽然对他不错,但毕竟是生意人,而且消息灵通。一次性收太多特殊票证,容易引起怀疑。
中午下课后,李建国没去食堂,而是骑车回家。他要在妹妹放学前,把今天收的票证整理好。
家里没人。他闩好门,进入空间。
茅草屋里,他打开一个特制的樟木箱子——这是他用空间里的木材自己做的,防潮防虫。箱子里整整齐齐码放着各种票证,按种类、年份、面值分类。
普通粮票放在左边格子里,按月份捆扎好。1954年1月的、2月的……现在已经收到了10月的。布票在右边格子,同样按月整理。油票、糖票、肉票、豆腐票等副食票放在中间。
最珍贵的票证单独放在小铁盒里:工业券、自行车券、缝纫机票、手表券,还有几张罕见的“特供商品购买证”。这些票有些是他从黑市收的,有些是丰泽园的客人作为小费给的——有些领导来吃饭,结账时不用钱,直接给票,剩下的零头就当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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