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星晚从樟木箱底层翻出那只牛皮药箱时，箱角的铜锁已经锈得跟木头长在了一起。她用菜籽油泡了半宿，才勉强撬开，一股混合着艾草、当归和旧皮革的气息涌出来，呛得她连打了两个喷嚏——这味道，和四十多年前药铺里的气息，一模一样。
药箱的提手缠着圈蓝布条，布面磨出了细密的网眼，是当年丈夫用她的旧围裙改的。“行医的人，手得稳，提手滑不得。”他总这么说，却在某次出诊时，为了救落水的孩子，把药箱举过头顶，布条被水泡得发胀，至今还能摸到里面发硬的棉线。
“太奶奶，这小秤是干啥的？”小宝从药箱里翻出个巴掌大的铜秤，秤杆细得像根筷子，秤砣只有指甲盖大小，秤盘是用铜丝弯的，边缘还缺了个小口。
沈星晚接过铜秤，指尖在秤星上轻轻摩挲。那些密密麻麻的刻度早已被磨得发亮，却依旧能看清“一钱”“二分”的标记。“这是你太爷爷抓药用的，”她指着秤盘的缺口，“那年他在山里采药，被蛇咬了手，慌乱中把秤盘磕在石头上，缺了这么块。后来他总说，这缺口是‘警醒’，抓药得比以前更仔细，半分都不能差。”
药箱的夹层里，藏着本泛黄的药书，纸页脆得像枯叶，边角却被人用浆糊补过，补纸是用旧报纸裁的，上面还能看见“农业学大寨”的字样。“这是你太爷爷的师父传给他的，”沈星晚翻开第一页，上面有行小楷：“医者仁心，药者良心”，字迹清瘦，是位老中医的笔锋，“他年轻时背着这药箱走村串户，药书就揣在怀里，下雨时用蓑衣裹着，说‘药能受潮，医理不能含糊’。”
书页间夹着些干枯的植物标本：一片带着锯齿的紫苏叶，背面用铅笔写着“治风寒”；一朵皱巴巴的野菊花，旁边记着“霜降后采，药效最佳”；还有块褐色的树皮，边缘标注着“杜仲，去粗皮，炙用”。小宝认出其中几片，是后山常见的草药，太奶奶现在还会采来晒干，给邻里治些头疼脑热。
“你太爷爷总说，草药认人，你对它上心，它就肯治病。”沈星晚拿起那片紫苏叶，对着光看，叶脉像张细密的网，“有年村里闹流感，他带着你爷爷去后山采药，三天三夜没合眼，回来时鞋磨破了，脚底板全是血泡，却笑着说‘够了，能救急了’。那些药，就是用这铜秤称的，一钱不多，一钱不少。”
药箱底层有个锡制小盒，打开后里面是些锈迹斑斑的铜药匙，大小不一，最小的那把勺底刻着个“心”字。“这是给娃娃喂药用的，”沈星晚拿起小药匙，勺沿被磨得圆润，“你爸小时候总爱抢这把匙子玩，说像小元宝。有次他发高烧，你太爷爷用这匙子一点点喂药，喂了整整两天，匙子上的‘心’子都被药汁泡得发亮。”
小宝忽然发现，药箱的内壁贴着张小小的红纸条，上面是太爷爷的字迹：“光绪三十一年，收徒景和（丈夫的名字），授铜秤，传药书，望其守仁心，济乡邻。”墨迹已经发黑，却透着股沉甸甸的郑重。
“他走的那天，还攥着这铜秤呢。”沈星晚把铜秤放回药箱，动作轻得像在安放一件稀世珍宝，“那天他去邻村看诊，回来时遇上暴雨，摔在山路上，药箱没护住，铜秤却被他紧紧攥在手里，秤砣都嵌进了掌心。”
阳光透过窗棂，照在药箱上，牛皮表面的划痕被镀上了层金边。小宝摸着那些深浅不一的纹路，忽然明白这药箱装着的不只是草药和铜秤，还有太爷爷踏过的山路、熬药的灯火、病人的叹息，和那句“医者仁心”——它们像铜秤上的刻度，一分一厘，都刻在时光里，从未褪色。
沈星晚合上药箱，又用蓝布条把提手缠紧了些。“等你爸回来，让他把这铜秤擦亮了，”她望着窗外的后山，声音轻轻的，“过些日子采新茶，用它称茶叶，准保斤两不差。”
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动药箱上的铜锁轻轻晃，像在应和。小宝仿佛看见太爷爷背着药箱，踏着晨露走向山路，铜秤在箱里轻轻碰撞，发出细碎的“叮铃”声，像在唱一首关于仁心的歌谣，在山谷间，在岁月里，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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