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沉重：“眼下，咱们抗联的旗帜越举越高，四面八方来投奔的队伍越来越多，声势是大了，这是抗日救国的大好事！可这队伍一多，一杂，问题也就跟着来了。”
“就拿正在着手改编的第八军来说，”张政委具体举例，忧心忡忡，“军长谢文东，原来是土龙山农民暴动的领头人，有血性，敢跟鬼子干！这是他的优点。可他那支队伍，真成了个大杂烩！”
他掰着手指头数给李文远听：“里面有活不下去起义的农民，有打着抗日旗号的山林队，有刚刚反正过来的伪军，甚至还有一些积习难改的土匪也掺和了进来。这些人，打鬼子的心可能有的，但动机各不相同，战斗力参差不齐，纪律性更是差得一塌糊涂！”
张政委的言语中充满了无奈：“最头疼的是，像谢文东这样的领导人，本身是农民出身，讲义气，有威望，但缺乏带兵打仗、建设军队的科学方法和政治远见。他不懂得如何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如何严明军纪，如何教育和改造五花八门的部下。现在第八军表面上人马不少，可内部管理混乱，匪气未除，甚至可能还存在欺压百姓的现象。这样一支队伍，别说打硬仗，能不能长久维持下去都是问题，搞不好还会败坏我们抗联的名声！”
他看向李文远，眼神深邃：“我们现在是既要用他们抗日的力量，又要花大力气去改造他们。这其中的分寸拿捏，非常困难。管得太紧、太急，他们可能心生抵触，甚至再次离心；放任自流，又可能酿成大祸，重蹈独立师的覆辙，或者变成一群祸害百姓的乌合之众。难啊！”
这番话说出了抗联高层在迅猛发展中普遍面临的“成长烦恼”。它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更涉及复杂的政治工作、组织建设和思想改造。
李文远听着张政委的话陷入了沉思，确实，第八军的谢文东，因为最后受到手下师长关文吉的挑拨搬弄是非。再加上他自己本人信念不坚定，最后叛变，投靠了日本人。
李文远对张政委说：“政委，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棘手。改造队伍比打仗可能更费心血。我觉得，关键还是得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咱们派进去的干部。物资上您放心，我会尽全力保障。至于怎么带队伍、抓思想，还得靠您和省委多想办法，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配合。”
“文远同志，你的心意我们一直都知道，这比一万条枪还珍贵。”张政委声音低沉，“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抗联，如今像是没娘的孩子……和陕北老家，断了线了。”张政委的背影显得有些孤寂。
“现在给我们发号施令的，是远在莫斯科的王小个子。他有理论，有点本事，可……他不懂东北的冰天雪地，不懂我们缺衣少弹、在鬼子缝隙里求生的难处！他的一套，在这里水土不服啊！”
张政委转过身，眼神锐利而无奈：“北满省委、吉东省委，多少次尝试用电台呼叫‘娘家’，可那边的呼号、频率、密码，早就换了！我们发出的信号，就像石沉大海……我们现在，是聋子、瞎子，只能凭着本心和一股气，在黑暗中摸索着打！”
李文远听着，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他之前更多考虑的是物资装备，此刻才更深切地体会到抗联精神上的孤立无援。这种与主心骨失联的迷茫，有时比缺枪少粮更摧垮意志。
“政委！”李文远猛地站起来，语气斩钉截铁：“我明白了！打通关内联系，找回‘娘家’，这事刻不容缓！这也是我也想跟你们说的事情——想办法进关！”
一路上和张政委聊了很多，一直到张政委前往第八军根据地才分开。
李文远和老吴带着队伍，风尘仆仆却心情愉悦地回到了熟悉的第六军防区。一路上的艰辛在与战友重逢的喜悦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很快被引到了军部所在地。
“夏军长！高副军长！冯参谋长！”李文远激动地向着迎出来的几位首长敬礼。夏云阶、高新生、冯治纲等人也是满脸笑容，紧紧握住李文远和老吴的手。
“文远同志！老吴！你们可算回来了！听说你们在外面干了好几票漂亮的，还打通了和南满同志的联系？快，进屋细细说！”夏云阶豪爽地拍着李文远的肩膀，众人簇拥着走进温暖的木刻楞房子。
大家围坐在一起，李文远和老吴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些日子的经历——如何利用侦察、如何巧妙设伏、如何打掉八道河子的鬼子，建立一个根据地。屋内不时传出惊叹和笑声，气氛热烈而融洽。李文远享受着这难得的战友温情，感觉所有的冒险都值得。
然而，就在这片看似团结和睦的根据地深处，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与此同时，在根据地边缘一处人迹罕至的猎户废弃小屋里，一场阴暗的交易正在进行。
屋里的人，正是如今担任第六军根据地保安营营长的赵东国。被日军放回后潜伏下来，利用职务之便为日伪提供情报。此刻，他面色惶恐不安，对着面前一个穿着普通山民衣服、眼神却透着狡诈和凶狠的中年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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