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东京，录音室的白墙上映着工作人员忙碌的影子。
《乐与怒》的MV拍摄排上了日程。家驹站在镜头前，穿着那件绿色的牛仔外套，衣领微微竖起，吉他背带斜挎在肩上。导演喊了“开始”，他便低下头，手指在琴弦上滑动，一遍又一遍，专注得像是这个世界只剩下他和那把吉他。每拍完一组镜头，他就走到监视器前看回放，点点头，又摇摇头，再走回去，重新来过。
乐瑶站在角落里，手里攥着一份刚传真过来的文件。纸张还带着机器余温，但上面的数字已经凉透了。
《乐与怒》发行头一个月，销量约五万张。首批出货两万余张之后，几乎没有唱片店要求追加。三周后，专辑跌出了销量榜前十。
她低头看着那几行字，把它翻过去，又翻回来。五万。不是没有数字的概念，只是这个数字落在纸上的时候，比她想象的要轻。她想起这张专辑在日本录音室里被一点点打磨出来的那些日夜，想起家驹趴在桌上写谱的背影，想起那架旧钢琴被搬进录音室时他眼里的光。那些东西，都称不出重量。
她把传真折了两折，塞进托特包的最里层，拉好拉链。
抬起头的时候，家驹正朝她走过来，手里拎着两瓶水，脚步不紧不慢。他递给她一瓶，自己拧开另一瓶喝了一大口，喉结滚动了两下。“做咩戙喺度？”他问，目光落在她脸上，像是什么都看见了，又什么都没问。
乐瑶把水瓶握在手心里，凉意从掌心渗进来。“冇嘢，睇下佢哋拍嘢。”
家驹“嗯”了一声，没再说话，靠在她旁边的墙上，也看着那边忙碌的工作人员。两个人就那么站着，肩膀之间隔着一拳的距离，谁也没看谁。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开口：“香港嗰边，系咪有消息过嚟？”
她的手指在瓶身上收紧了一下。她没有立刻回答，也没有转头看他。他的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像是在问今天午饭吃什么。她不知道他是从她的表情里看出来的，还是从别的什么渠道已经知道了。她只是点了点头。
“卖得好唔好？”他的声音还是那样，低低的，不带什么起伏。
乐瑶沉默了几秒。“唔系好好。”她说，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录音室里那些嘈杂的声响淹没。然后她拉开托特包的拉链，把那张传真抽出来，递给他。
家驹接过去，展开，低头看。她站在他旁边，没有看他的表情。她只是站在那里，等他看完。过了很久——也许只有几秒，也许更久——他把传真折好，递还给她。那双手很稳。“五万张啊。”他说。然后他把水瓶举到嘴边，又喝了一口，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收埋啦。”他说。
她接过来，重新塞进包里，拉好拉链。动作很慢，像在整理一件易碎的东西。“你会唔会……”她开口，又停住了。她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会不开心吗？会觉得不值吗？会后悔去日本吗？每一个问题都太重，重得她问不出口。
家驹转过头来看着她，忽然笑了。那笑容很淡，眼角有一点细纹，嘴角微微弯起来。“写歌嘅时候开心咪得咯，”他说，“卖唔卖得，嗰啲……控制唔到。”他把水瓶搁在桌上，转身走回镜头前，背影被灯光拉得很长。
乐瑶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心里有什么东西堵着，上不去也下不来。她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也知道他说的不完全是真心话。没有创作者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听到。那些深夜里反复修改的旋律，那些在录音室一遍遍重来的音符，那些从心里掏出来放在歌里的东西——当然希望它们能走得更远。但他不说。他只是把传真递还给她，说“收埋啦”，然后走回去，继续拍他的MV。
后来几天，乐瑶打了许多电话。
她把香港各大电台的DJ名单翻出来，一个一个地联系。有些是熟人，有些只是打过照面，有些需要通过好几层关系才能递上话。她不是那种会开口求人的人，但这一次，她说了很多“唔该晒”。
陈海琪的声音从话筒那头传来，带着电台特有的那种被压缩过的低沉：“听众一开始冇咩特别反应，只觉得《海阔天空》系一首普通嘅Beyond歌。”
乐瑶握着电话，指节微微泛白。她想起家驹第一次在那架旧钢琴上弹起这段旋律的时候，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他手指上。那时候还没有歌词，只是一段哼唱，就已经让她的眼眶发热。可现在，陈海琪说，听众觉得它普通。
“我自己就好钟意呢首歌，”陈海琪又说，声音里有一种真诚，“但系……”她没有说下去，但乐瑶知道她想说什么。
一首五分钟二十四秒的歌，对当时的电台来说，太长了。送到电台的时候，唱片公司已经把它剪成了四分钟的版本。可四分钟，还是太长。它需要时间铺陈，需要情绪酝酿，需要听者静下来，跟着它一步一步往前走。而排行榜上那些歌，草蜢的《世界会变得很美》，黎明的《夏日烧着了》，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刘德华的《该走的时候》，每一首都是三分钟左右，每一首都朗朗上口，每一首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听众的耳朵。没有人愿意等一首歌慢慢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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