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七日,晨光透过燕京饭店不算厚实的窗帘缝隙,切割出朦胧的光柱,浮尘在光里缓慢游移。乐瑶被敲门声和走廊隐约的喧哗唤醒,眼皮沉得抬不起来,昨夜混乱的喘息、滚烫的触感和最后相拥而眠的温暖还残留在神经末梢,搅得意识一片混沌。身体是倦怠的,骨头缝里都透着演出后松弛下来的酸软,但心里某个角落,却像被熨帖过,有种奇异的、饱满的安宁。
九点,一行人睡眼惺忪地聚集在大堂,呵欠连天。主办单位的刘小姐和几位同事已经在门外那辆略显陈旧的面包车里等候,见他们出来,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真诚的笑容。连日来围绕演出的紧张、争执、彼此的不解与坚持,在演出成功落幕后的这个清晨,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就像刘卓辉后来想的,大家初衷都不过是想把事情做好,摩擦在所难免,此刻只剩下一同完成了一件大事后的淡淡倦怠与和解的轻松。
车子驶出市区,高楼渐稀,视野开阔起来。北方的秋日天空是高远的湛蓝,阳光清澈却缺乏温度,路旁笔直的白杨树叶子黄了一半,风过时哗啦作响,已有萧瑟之意。乐瑶靠窗坐着,窗玻璃映出她有些苍白的脸和微微浮肿的眼睑。家驹坐在隔着过道的另一侧,戴着墨镜,帽檐压得很低,似乎还在补眠,两人没有交谈,甚至没有眼神交流,但空气里流淌着一种只有彼此能察觉的、微妙的静谧。偶尔车子转弯,她的手臂会轻轻擦到他的,布料摩擦的细响,心照不宣。
路途遥远,颠簸了将近两小时。困意再次袭来,车厢里渐渐安静。直到一阵突兀的喇叭声和嘈杂将众人惊醒。原来是堵车了。透过车窗望出去,前方路边的景象让车内轻松的气氛骤然凝固——
一个显然已无生命迹象的人,被粗糙的玉米秆编织的草席草草盖着,只露出了一双穿着旧布鞋的脚。尸体前后各停着一辆堆满柴木的骡车,零星的柴枝散落在地上。几十个路人围成一个松散的圈,沉默或低声议论着,脸上多是麻木与观望。没有警察,没有救护车的鸣笛,只有初秋的风卷着尘土,掠过这幅凝固的、带着原始残酷意味的画面。时间在这里仿佛慢了,以一种粗糙而直接的方式,展示了这片土地上生命某种沉重的底色。车内鸦雀无声,香港来的众人面面相觑,一种难以言喻的隔阂与寒意,替代了刚才的慵懒。
“呢度……系咪应该报警?” 阿Paul迟疑地用粤语低声问,打破了沉默。
刘小姐转过头,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用带着京腔的普通话解释,语调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平常事:“已经有人去叫了。乡下地方,有时候……没那么快。” 她顿了顿,补充道,“咱们等等,车流很快会动的。”
乐瑶将刘小姐的话低声翻译给同伴,声音干涩。家驹不知何时摘下了墨镜,静静地望着窗外,眉头微蹙。那草席下曾经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此刻却像路边被风吹落的枯枝,无人及时拾捡。这与昨晚首都体育馆里沸腾的欢呼、舞台上燃烧的生命力,构成了一种近乎荒诞的对比。时代的宏大叙事与个体生命的轻忽,在这条通往历史奇观的路上,不期而遇。
车流终于缓慢移动,将那令人不安的场景抛在身后。气氛却有些沉闷下来。直到远方山脊上,那巨龙般的灰黄色轮廓逐渐清晰,车内才重新泛起些许波澜。
“哇,长城!” 世荣指着窗外,试图驱散刚才的阴郁。
然而,当真正站在八达岭长城的城墙下,仰望那依山势起伏、无尽延伸的庞然大物时,乐瑶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却是:没有想象中“伟大”。
并非不壮观。相反,它太庞大了,庞大到有些压迫,灰扑扑的砖石经历无数风霜,透着一种疲惫的、沉默的坚固。游人如织,喧闹声冲淡了历史感。同行的刘小姐热情地介绍着“不到长城非好汉”,但眼前摩肩接踵的景象,更像一个热闹却略显杂乱的巨型观光点。
他们选择攀爬左侧一段。砖石阶梯被无数脚步磨得光滑,起伏剧烈。起初还算轻松,大家还能说笑。
“呢个坡度,犀利过红馆后台条楼梯啊!” 阿Paul气喘吁吁地开玩笑,用他那标志性的、带着浓重粤语口音的普通话说道。刘小姐没完全听懂“红馆”和“犀利”,面露疑惑。
乐瑶忍着笑,翻译道:“他说这段坡,比我们香港演唱会后台的楼梯还陡还厉害。”
刘小姐听罢笑了:“这算啥,前面‘好汉坡’那截才叫陡呢,考验真功夫!” 她语气里带着本地人的自豪。
家驹话不多,体力却好,常常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看看落在后面的乐瑶和其他人。遇到特别陡峭的段落,他会自然地停下,伸出手。乐瑶迟疑一下,将手递过去,他握住,用力一带,她便稳稳地上了一级。指尖接触的时间很短,一触即分,却有暖意留存。刘小姐在一旁看着,眼中闪过一丝了然的笑意,但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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