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村根据地的晒谷场上，白良蹲在临时搭起的木桌前，指尖划过一张沾着血污的名单。名单上密密麻麻写着名字，有的画着红圈，有的打着叉——红圈是牺牲的战士，叉是重伤员。
“白队长，这是最新的统计。”石根拄着柴刀，左腿的绷带还渗着血，“这次反扫荡，咱们损失了三十七个民兵，重伤十二人，轻伤二十多。现在能拿枪的，满打满算不到五十人。”
白良的手指停在“小栓”两个字上。这个曾经的叛徒，在“凤凰计划”反围剿中立了大功，却在一次掩护群众转移时，被日军的流弹击中胸口，没能救回来。他的名字后面，画着一个大大的红圈，像一滴凝固的血。
“武器呢？”白良的声音沙哑。
“老掉牙的汉阳造二十支，土造手榴弹三十颗，子弹不到五百发。”石根叹了口气，“还有，卫生队的药早就用完了，春妮姐只能用盐水给伤员洗伤口，好几个兄弟因为感染……”
他没说完，但白良懂。战后的根据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伤口在溃烂，饥饿在蔓延。更糟的是，日军的“凤凰计划”虽被挫败，但据点还在，伪军还在四处搜捕抗日分子。要招兵买马，要重建防线，没有武器和药品，一切都是空谈。
“得搞武器。”白良站起身，目光扫过围在晒谷场上的村民。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妇女们抱着空米袋发呆，老人们则默默修补着被炮火炸毁的房屋。
“可钱呢？”春妮抱着刚出生的女儿走过来，襁褓里的孩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黑虎将军的宝藏，除了留作军费，剩下的都分给乡亲们了。现在咱们哪还有钱买武器？”
白良从怀里掏出半块银元，这是他最后的私产——当年在卧牛堡分田地时，一个老农硬塞给他的，说“给白同志娶媳妇用”。他把银元放在桌上，推到春妮面前：“这是我全部的‘存款’。但还不够。”
“我去太原！”石根突然开口，拳头砸在桌上，“上次打伏击，咱们缴获了伪军团长的怀表，能卖不少钱！”
“不行。”白良摇头，“太原现在是日军的重灾区，伪警察到处抓‘嫌疑犯’，你去了就是自投罗网。”
老猎户拄着拐杖走过来，他腿上的烧伤刚愈合，走路还有些跛：“我倒想起个地方——榆次城的‘鬼市’。”
“鬼市？”春妮疑惑地问。
“就是黑市。”老猎户压低声音，“专做军火、药品的买卖，三教九流都在那儿交易。听说那里的‘独眼龙’，手里有从日军仓库偷出来的武器，价钱比别处便宜三成。”
白良眼睛一亮：“独眼龙？可靠吗？”
“十年前我跟他打过交道。”老猎户回忆道，“那时他还是个小混混，靠给游击队运盐活命。后来日军占了榆次，他混不下去，就拉起一帮人占山为王，专做黑市生意。这人贪财，但讲规矩——只要钱到位，货就到位。”
“那我们就去鬼市。”白良拍板，“但得小心，鬼市鱼龙混杂，说不定有日军的眼线。”
三天后，榆次城外的破庙里，白良化装成药材商，穿着粗布长衫，戴着瓜皮帽，脸上粘着假胡子。春妮扮作他的“妹妹”，抱着个包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半块银元——这是他们全部的“启动资金”。
“记住，到了鬼市，少说话，多观察。”白良叮嘱道，“独眼龙认钱不认人，但要是看出咱们是八路，肯定黑吃黑。”
“知道了。”春妮点点头，把银元塞进贴身的衣袋，“我会小心的。”
破庙外，石根和老猎户带着五个民兵埋伏在树林里，负责接应。他们身上都带着武器，一旦有情况，立刻冲进去救人。
傍晚时分，一个穿短褂的瘦子钻进破庙，贼眉鼠眼地打量着白良和春妮：“你就是老猎户介绍来的‘张老板’？”
“正是在下。”白良拱了拱手，“这位是我妹子，张翠花。”
瘦子嘿嘿一笑，从怀里掏出块木牌扔在桌上：“这是鬼市的‘入门券’，拿好。今晚子时，到城西的‘老龙口’码头，有人接你们。”
“老龙口？”白良皱了皱眉。那地方他知道，是日军的巡逻盲区，也是走私贩子常去的地方。
“怎么，怕了？”瘦子挑了挑眉。
“岂敢。”白良拿起木牌，塞进袖口，“我们做正经生意的，只求财，不求险。”
瘦子撇撇嘴，转身走了。白良看着他的背影，对春妮说：“这人不对劲，眼神飘忽，可能是独眼龙派来试探的。”
“那咱们还去吗？”
“去。”白良的眼神变得坚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能搞到武器，冒点险值得。”
子时的榆次城，像一头蛰伏的怪兽，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风中摇晃。白良和春妮沿着城墙根，摸黑来到老龙口码头。码头上停着几艘乌篷船，船头点着马灯，一个独眼的男人正靠在船舷上抽烟。
“是张老板吗？”独眼男人吐出一口烟圈，声音沙哑。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