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鸢抬起头。
沈清冰还是那副木讷寡言的样子，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但她的眼睛——那双眼睛正盯着凌鸢，里面有一种凌鸢从未见过的东西。像求救，又像告别。
“那要看她为什么骗。”凌鸢说。
沈清冰没再说话。
她转身下了楼，脚步声很轻，一下，两下，三下，消失。
凌鸢把那枚盘扣收进抽屉夹层，又把夹层恢复原状。她站在窗前，看着天色一寸一寸暗下去，看着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看着罗宋面包坊的老板娘关了店门，看着一个穿灰布棉袍的男人从对面弄堂里走出来，站在电线杆下，点了支烟。
那男人抽了三口，掐灭烟头，走了。
凌鸢关上窗户。
入夜之后，百乐门的灯能把半边天映成粉红色。
胡璃坐在化妆间里，对着一面镶了二十颗灯泡的镜子，往嘴唇上涂最后一层口红。镜子里的女人杏眼桃腮，眉梢眼角都是风情，旗袍开衩到大腿根，露出一截白得晃眼的肌肤。
“胡小姐，松本少佐的卡座，您今儿去不去？”门外的侍应生问。
“去。”她把口红扔进化妆盒，站起身，对着镜子整了整旗袍的领口。
领口内侧，贴着皮肤的地方，缝着一小块丝绸。那块丝绸上绣着七个字，要用绣花针挑开线才能看见。
她今晚要去见的，不止松本少佐。
百乐门的舞池里，爵士乐响得像要把屋顶掀翻。胡璃穿过人群，裙摆扫过一双双贪婪的眼睛，最后停在一张卡座前。
“松本少佐，您来啦。”
坐着的日本军官站起身，笑得见牙不见眼。他伸手去揽胡璃的腰，胡璃顺势一歪，坐进他怀里，顺手把他面前的酒杯碰翻了。
“哎呀，都怪我——”
“没关系没关系！”松本摆着手，招呼侍应生再拿一杯。
趁他扭头的工夫，胡璃的手探进他搭在椅背上的军装外套，摸到内侧口袋，食指和中指一夹，夹出一个小小的信封。信封顺着她的手腕滑进袖口，整个过程不超过三秒。
“胡小姐，喝一杯？”
“好啊。”
她接过酒杯，抿了一口，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舞池里换了支曲子，慢四步。松本拉着她滑进舞池，手搭在她腰上，越搂越紧。胡璃把下巴搁在他肩上，目光越过他的肩膀，落在对面二楼的包间里。
包间的窗帘拉开一条缝，有个人站在那里，正看着她。
胡璃垂下眼，把脸埋进松本的颈窝。
凌晨两点，胡璃回到住处。
她没开灯，摸黑走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剪刀，把旗袍领口的线挑开，取出那块丝绸。然后她走到窗前，借着路灯的光，把那七个字看了一遍。
看完了，她把丝绸凑到蜡烛上，看着它烧成灰烬，冲进马桶。
做完这些，她坐在床边，点了一支烟。
窗外，法租界的夜安静得像一座坟。偶尔有巡逻的脚步声经过，咔，咔，咔，又远去。
她想起二楼的包间，想起窗帘后面那个人。
军统的人。新来的，姓秦。
那人没让她送情报，也没让她接头，只是看着她，看了很久。
看什么呢？
胡璃吐出一口烟，看着烟雾在黑暗中散开。
她想起白天有人递来的消息：陈松年叛变了，供出十七个名字。这十七个人，三天之内，要么撤离，要么死。
十七个人里，有没有她？
有没有“锦色”的人？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从明天开始，这座城市会更冷。
第二天一早，广慈医院的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
管泉端着托盘穿过人群，白大褂的下摆被一个哭闹的孩子扯了一把。她蹲下身，摸了摸孩子的脸，从口袋里掏出颗水果糖，塞进他手里。
“乖，不哭了，妈妈一会儿就出来。”
孩子攥着糖，眼泪还挂在脸上，已经不哭了。
管泉站起身，继续往前走。三楼的特护病房，住着个昨天送来的病人——日本使馆的人，据说是在外滩被人捅了一刀，没捅中要害，但也够他躺一阵子的。
她推开病房的门。
床上的人睁开眼，看了她一眼，又闭上。
管泉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拿起体温计，甩了甩。
“量体温。”她说。
那人没动。
管泉等了三秒，俯下身，把体温计夹进他腋下。她的手指顺势在他枕头底下摸了一把——空的。
“你叫什么？”那人忽然开口。
“管泉。护士。”
“中国人？”
“嗯。”
“中国人给日本人当护士，不觉得丢人？”
管泉的手顿了一下。她直起身，看着床上的人。那人也看着她，眼神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刚被人捅了一刀。
“您要是觉得丢人，”管泉说，“可以换一家医院。”
那人愣了一下，忽然笑了。
“有点意思。”他说，“你天天照顾日本人，就不怕被人当成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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