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法律服务站周三下午的“老年权益专场”，来了十七个老人。最大的八十四岁，最小的也六十九了。许半夏让助理把会议室的长桌拼成U形，老人们围坐，她站在中间，手里没拿讲稿。
“今天咱们不讲课，就解决问题。”她打开投影，屏幕上跳出几个案例，“张奶奶，您先说。”
坐在前排的张奶奶站起来，手有点抖：“许律师，我儿子前年车祸没了，儿媳带着赔偿款改嫁了，留下个孙子跟我过。现在孙子要上大学，学费一年一万八，我养老金一个月两千三……我、我能不能问儿媳要抚养费？”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其他老人看着她，眼神里是同病相怜的无奈。
许半夏调出一份文件：“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四条，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但反过来——孙子女成年后，对祖父母有赡养义务，却没有规定儿媳对公婆有赡养义务。”
张奶奶眼神黯下去。
“不过，”许半夏切换页面，“您儿子车祸的赔偿款里，有一项是‘被扶养人生活费’。这笔钱，法律上是给您和孙子的。如果儿媳把全部赔偿款带走了，您可以起诉要求返还属于您的那部分。”
她调出计算表格：“按您儿子生前工资标准，您作为母亲的抚养费部分，大概在十八万左右。这笔钱，够供孙子读完大学。”
张奶奶愣在那里，然后突然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哭声压抑着从指缝漏出来，像破了的风箱。
旁边几个老太太赶紧拍她的背。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叹息声。
许半夏示意助理递上纸巾，等哭声稍歇，才轻声说：“张奶奶，材料我都准备好了。如果您同意，服务站可以免费帮您打这个官司。胜诉概率很大。”
老人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她，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点头。
接下来两个小时，许半夏解决了七件事：王大爷的退休工龄认定问题、李奶奶的宅基地纠纷、赵爷爷的医疗事故维权……每个问题她都准备了法律条文、类似判例、还有具体的操作方案。
结束时，天已经黑了。老人们陆续离开，张奶奶最后一个走，走到门口突然转身，朝许半夏深深鞠了一躬。
许半夏赶紧扶住她：“您别这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许律师，”老人握着她的手，很用力，“我那儿子……要是在天有灵，知道还有人帮我们娘俩……他会安息的。”
送走所有人，许半夏靠在会议室门框上，觉得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助理小陈递过来一杯热茶：“许律师，今天累坏了吧？”
“累，但值。”许半夏喝了口茶，“小陈，统计数据出来了吗？”
“出来了。”小陈翻开笔记本，“服务站运行一年，累计接待咨询一万两千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三百七十四件，胜诉率百分之八十一。通过调解解决的纠纷，涉案金额累计……五千六百万。”
五千六百万。许半夏看着这个数字。这些钱，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救命钱，一个老人的养老钱，一个孩子的学费钱。
手机震动，是沈墨发来的消息：“还在服务站？想跟你聊聊陈家庄土地案的进展。”
她回复：“这就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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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管委会，沈墨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许半夏推门进去时，看见桌上摊着那份三十年前的土地档案复印件。沈墨正用放大镜仔细看一张模糊的银行转账单。
“有新发现？”她问。
“有。”沈墨指着单据上一个印章，“你看这个‘县经济发展基金会’的财务章。我请省档案馆的朋友帮忙查了，这个基金会在1992年至1995年期间，总共经手过八十七笔款项，合计三百二十万。其中四十五笔，收款人是当时的县领导或家属。”
许半夏凑近看：“能证明是挪用吗？”
“难。”沈墨放下放大镜，“那个年代财务管理不规范，很多都是现金交易，凭证不全。但有个间接证据——基金会注销时，账上应该还有六十二万结余，但实际只剩三千块。审计报告说是‘投资亏损’，但投资了什么，亏在哪里，完全没有记录。”
他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李为民当年是常务副县长，分管财政和城建。他儿子李国涛后来也分管同样的领域。陈家庄那块地，从征地、补偿、再到流转给陈永年，三十年时间，李家父子经手了每一个环节。”
“所以陈永年只是这条利益链的最后一环？”
“对。”沈墨在白板上画出一条时间线，“1988年征地，李为民操作补偿款截留；1995年土地闲置，李国涛帮忙变更土地性质；2008年陈永年拿地，李国涛提供‘政策支持’；2018年陈永年囤地，李国涛协调规划调整……三十年，这块地养肥了三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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