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从玉泉县寄到示范区的挂号信，没有落款，信封上只有一行打印的地址。但沈墨拆开封口看到第一行字时，就知道是谁写的——那手瘦劲的行楷，他太熟悉了。
“沈墨吾弟：展信安。闻示范区建设日盛，GDP增八点七，人才聚两千余，老怀甚慰。然昨日整理县志，见‘玉泉大事记·卷九’载：嘉庆十四年，县内商贾集资修路，三月成，万人称颂。然不足一载，路基塌陷，究其因，乃石材以次充好，灰浆偷工减料。主事者系当时县丞姻亲，事发前已举家迁往州府。”
沈墨读到这里，放下信纸，走到窗前。傍晚的夕阳把办公室染成暖金色，但他心里却有些发冷。岳川从不说废话，这则两百年前的县志记载，显然意有所指。
他继续往下看。
“今示范区建设，千头万绪，尤以工程质量为要。汝所推之智能制造、数据中心、快速路网，皆百年大计，一处虚浮，满盘皆亏。陈永年虽已落网，然其经营多年，利益网络盘根错节。吾近日听闻，临州等地有商贾组团来访，所图非仅‘学习’，更有‘分包’之念。慎之，慎之。”
信纸最后一页，不是文字，是一张手绘的简图。线条潦草，但沈墨看懂了——那是示范区三条快速路的剖面图，其中一段用红笔圈出，旁边标注：“此段途经古河道，地质复杂，古志载曾有‘流沙之患’。”
图纸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字条阅后即焚。另，许律师所托之土地案卷，已找到关键证人，可往玉泉县志办询张老先生。保重。”
沈墨划燃火柴，看着信纸在烟灰缸里蜷曲、变黑、化为灰烬。火焰映在他瞳孔里，跳动如不安的心。
岳川在提醒他两件事：工程质量可能被人做手脚，以及——许半夏一直在查的陈家庄土地案，有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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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许半夏的法律服务中心。
张老先生——玉泉县志办退休的副主编，今年七十九岁，正颤巍巍地从布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许律师，你要的东西，我找到了。”老人戴起老花镜，“1987年，陈家庄那块地，还不是陈家庄的。那时候叫‘红旗公社第三生产队果园’，土地性质是集体农用地。”
他翻出一份泛黄的会议纪要：“1988年，土地承包到户，果园分给了七户人家。但1992年，县里要建‘经济开发区’，把这块地征用了。补偿款……你看这里。”
许半夏凑近看。纪要显示，当年征地补偿标准是每亩八千元，七户人家共三十亩地，应得补偿款二十四万元。但后面附的领款签字表上，七户人签的都是“贰万圆整”，合计十四万。
“少给了十万？”许半夏皱眉。
“不止。”老人又抽出一张纸，“这是我当时偷偷抄下来的银行转账记录。二十四万补偿款确实从县财政拨出了，但只转了十四万到生产队账户。剩下的十万，转到了一个叫‘县经济发展基金会’的账户。而这个基金会的理事长，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
他顿了顿：“李国涛的父亲，李为民。”
线索串起来了。陈家庄土地的违规流转，不是从陈永年开始的，是从三十年前就开始的。李家父子两代人，在这块地上做了手脚。
“那这十万块，后来去哪了？”许半夏问。
“基金会1995年就注销了，账目不清。”老人摇头，“但我记得，1993年，李为民的儿子李国涛，也就是后来的常务副县长，用这笔钱在省城买了一套房。当时房价也就七八万，他一次性付清。”
许半夏快速记录。三十年前的旧案，追诉时效可能过了，但如果是连续犯罪——从李为民到李国涛再到陈永年，这条利益输送链从未中断，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张老，这些材料，您能出庭作证吗？”
老人沉默了很久。窗外暮色渐浓，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
“我今年七十九了，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半年。”他缓缓开口，“老伴走得早，儿女都在外地。许律师，我不怕死，但我怕……怕我走了，这些事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U盘：“所有的原始文件扫描件，还有我写的说明材料，都在这里。密码是我老伴的生日，。”
许半夏接过U盘，沉甸甸的。
“张老，谢谢您。”
“别谢我。”老人站起身，身形佝偻，“要谢，就谢岳川。是他找到我，说现在有个叫沈墨的干部，还有个叫许半夏的律师，是真的想给老百姓讨公道。我信他，所以也信你们。”
送走老人，许半夏关上门，把U盘插进电脑。文件一个个打开，泛黄的纸张通过扫描仪变成了清晰的电子档案。三十年前的笔迹，三十年前的公章，三十年前的秘密，在屏幕上重现。
她拨通沈墨的电话：“陈家庄土地案，找到根了。牵扯到李国涛的父亲，可能还牵扯到更上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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