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漫过村口的老槐树，张月琴已经站在了村诊所的门口。药箱还搁在门槛内侧，盖子半掀着，红汞瓶和酒精棉的位置没动，像昨夜从村委回来时一样。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左手掌心还残留着昨夜写标题时压出的笔痕。那三张纸——药品分类储备清单、村民健康档案模板、民间验方收集表——此刻就夹在她的笔记本里，纸边已被指尖磨得微微起毛。
她弯腰把药箱往里推了推，顺手从左胸口袋抽出那支写字用的钢笔，拧开笔帽，在门框边的木板上画了个勾。这是她给自己定的第一条任务：今天要把分类标记做完。
不多时，几个村民陆续来了。有人提着水壶，有人揣着布袋，脚步轻，却都往诊所这边走。一个年轻后生蹲在屋檐下搓着手：“张医生，你说咋干？我识字，能抄。”另一个中年妇女站在门口探头，“我家老二也认得几个字，要不让他来念？”张月琴点点头，请他们进屋。
屋里原先只有一张旧桌、两条长凳，墙角堆着几捆艾草。她把桌子搬到中间，把药箱里的瓶子一一取出，按昨晚想好的法子，拿红布条缠急救类，蓝布条缠消炎类，黄布条缠外用类。颜色是她特意挑的：红的是过年时剩的窗花边，蓝的是孩子旧衣上的布片，黄的是灶台旁挂着的旧抹布。她一边缠，一边让识字的青年在纸上写下“退烧”“止血”“外伤消毒”几个大字，贴在对应的瓶子上。
有个老大爷拿着一瓶安乃近来回看，“这红布包的是不是最要紧的？”
“是。”张月琴说，“高烧抽筋、心跳快得摸不清的时候用。”
老人把瓶子轻轻放回桌上，“那得看好，别让人拿了去泡茶喝。”
众人笑了。气氛松了下来。
接着是登记的事。张月琴请三位识字的村民坐在桌前，每人发一张空白纸，照着她写的模板抄下姓名、年龄、常发病、药物反应四项。其余人按村子东、中、西三片分组，每组配一名记录员，由熟悉那片人家的村民带路入户。她自己背起药箱，里面装上了新印好的表格和一支削好的铅笔。
第一户是东头的赵家。男人在外做短工，女人抱着小娃坐在炕沿上。孩子才两岁，去年夏天发过高烧，差点抽过去。女人记得清楚：“当时灌了姜汤，又拿酒擦身子，后来您来了，打了针才好。”
张月琴低头记下，问：“之后有没有再发烧？用过什么药？”
女人摇头，“再没敢随便用药了。”
她又问：“知道他对啥药有过敏吗？”
“不知道。”女人低头，“要是早有个人问问，也不至于那次慌成那样。”
第二户是独居的老李头，七十多了，咳嗽多年。他坐在院里的小凳上，说话喘，“你们记这个干啥？我又不死在这两天。”
带路的村民劝：“张医生是为以后着想，万一哪天不舒服，人家也好知道怎么治。”
老李头摆摆手，“我这身子骨，药吃多了也没用。”
张月琴没急着写，只问他：“您以前吃过磺胺片吗？”
“吃过。”
“吃完是不是喘得更厉害？”
老人一愣，“你咋知道？”
“前村两家娃用了都这样。”她说，“往后要是再开药，我就绕开这个。”
老李头沉默了一会儿，点了根烟，慢慢说：“那你记吧。记下来，总比瞎撞强。”
回到诊所时，天已近午。几张表格摊在桌上，墨迹未干。张月琴把它们按顺序压在药箱底下，又在门口挂出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下：“今日进度：完成登记6户，药品分类完成80%。”字写得不大，但清楚。
下午来了更多人。有的带来儿子的旧作业本，裁成小页分给登记员；有的翻出过年剩下的红纸边角，剪成标签贴在药瓶上；还有人带回半瓶蓝黑墨水，说是供销社清仓时捡的。一个小姑娘踮脚把墨水瓶放在桌上，“我妈说，这点东西也算出份力。”
张月琴把药品重新归置。她让村里的木匠临时搭了个简易木架，三层，每层钉了小隔断。急救类放上层，随手可取；消炎类居中；外用药在下，避免误碰。她亲自把每一瓶放进去，再对照标签检查一遍。红汞、安乃近、土霉素、止泻宁……全都整整齐齐。
到了傍晚，她收工前站在黑板前，把粉笔字改成了：“累计登记11户，药品入库全部完成。”然后转身对围在屋里的几个人说：“今晚我念一段大家记下的共性情况，你们听听有用没。”
众人安静下来。
“东头五家的孩子，都对磺胺类药有反应，轻的起疹，重的喘不上气。以后谁家抓药，先问一句有没有用过这个。”
“西坡三家老人，冬天容易摔跤，其中两家床前没灯。建议夜里放盏小油灯，或在地上铺块旧毯子。”
“张家沟两户人家用青霉素后出现头晕，不算严重，但得记一笔，下次减量试用。”
她说完，屋里静了几秒。接着有人点头，有人低声议论：“还真是，我家娃上次脸红得像虾子，原来不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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