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20日，红旗厂财务科门口排起了长队。从早晨七点开始，工人们就陆续来了，有的提着菜篮子，有的背着布包，有的牵着孩子。队伍很安静，没人说话，只有偶尔传来一两声咳嗽，或是孩子的哭闹。但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期待，写着不安，写着三个月来第一次能领到工资的忐忑。
齐铁军站在财务科二楼的窗户后面，看着楼下的队伍。他的手里捏着一份工资发放表，三百二十七个人，三个月工资，总计八十七万六千四百元。深圳的三百万昨天下午到账，他连夜安排财务科核对账目，今天一大早银行一开门就去取了现金。现在，五十多万现金装在几个铁皮箱里，就放在财务科里屋的保险柜里。剩下的钱，要付医药费，要还部分欠款，要留出生产启动资金。
“老齐，都准备好了。”沈雪梅走到他身边，手里拿着个铝饭盒，饭盒里装着几个包子，“你先吃点东西，从昨晚到现在就没吃。”
“吃不下。”齐铁军摆摆手，眼睛还盯着楼下，“雪梅，你说，工人们领了工资，还会信我们吗？还会信红旗厂能活过来吗？”
“信不信，都得往前走了。”沈雪梅把饭盒放在窗台上，也看向楼下，“红旗厂就像个病人，病得太久了，光打强心针不行，得治本。发工资是止痛药，止痛了才能治病。工人们拿到钱，心里踏实了，才能跟着咱们往下走。老齐，别想那么多，先把今天的事做好。”
财务科的门开了，老周和几个财务人员开始发工资。叫号，签字，点钱，再签字。工人们一个个进去，又一个个出来。拿到钱的，有的当场就哭了，有的把钱包了又包，藏在最贴身的口袋里，有的马上就去厂门口的小卖部，买米买面买油。三个月了，红旗厂的工人们第一次有钱买菜，有钱给孩子交学费，有钱给老人买药。
“齐厂长！齐厂长！”一个中年女工突然在楼下喊起来，手里挥舞着工资袋，“齐厂长，谢谢您！谢谢厂里！我闺女下学期的学费有着落了！”
齐铁军的眼眶一下子红了。他认得这个女人，是车间的磨工，丈夫前年工伤去世，一个人带着女儿，还要照顾瘫痪的婆婆。这三个月，她借遍了亲戚朋友，就差去卖血了。现在，拿到了三个月的工资，一千二百多块，对她来说，是救命钱。
“不用谢我，是厂里应该的。”齐铁军推开窗户，朝楼下喊，“告诉大家，工资发了，但红旗厂还没活过来。咱们的路还长，还得一起走！”
“一起走！一起走！”工人们齐声喊，声音不大，但很齐，很有力。
发工资一直发到中午十二点。八十七万六千四百元，全部发完。财务科里，老周在核对账目，点着剩下的现金。还有二百一十二万四千六百元，要精打细算地用。
“齐厂长，医药费这边，市医院催得紧，老李的手术费还差八千，张师傅的住院费还差三千，王师傅的康复费要五千，加起来一万六。另外，劳保用品欠了四个月，要补，得三万。电费欠了两个月，再不交就要停电，得八千。水费欠了三个月，得一千二。原料款最急，下周一再不付，供应商就断货了，得五万。这些加起来，差不多十一万。剩下的钱，要留出生产启动资金，买原料，发下个月工资，至少得留二十万。这么算下来，能动用的，就一百八十万左右。”
齐铁军听着，心里算着。一百八十万，看着不少，但要做的事太多。要改造设备，要建实验室，要请苏联专家，要还部分银行贷款缓解压力。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但刀刃太多，钱太少。
“先付医药费，救命要紧。老李的手术不能再拖了，今天就把钱送过去。劳保用品也买，工人们干活要有保障。水电费交了，不能停电停水。原料款付一部分，先稳住供应商。剩下的钱，先不动，等文婷和红英那边有消息再说。”
“文婷那边，苏联专家的旅费要两万，还没着落。红英那边，合资的事要抓紧，刘天华那边催着签正式合同，化工厂的环保问题还没解决。咱们这边，市里的‘扭亏增盈试点’政策下来了，但要先完成资产评估，资产评估要请专业机构，要花钱，要时间。”
“资产评估的事，我来想办法。市里既然给了政策，咱们就要用上。红旗厂的土地、厂房、设备、技术，都要评估，要有个明确的价值。这样跟人谈合作，才有底气。至于钱……”齐铁军想了想，“我明天去找市领导，看能不能从试点资金里预支一部分。另外，工人的集资款，能退的先不退，跟大家说说，厂里困难，先当借款，等厂子好了，连本带利还。”
“工人们能同意吗？刚发了工资，又要借钱？”
“实话实说。告诉大家，红旗厂要活，光靠这三百万不够，要大家帮忙，要大家一起扛。愿意的，借；不愿意的，不强求。但话说清楚，借是情分，不借是本分，谁也不能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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