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外经贸委大楼七楼的办公室里，陈志刚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那份莫斯科来信的复印件，眉头紧锁。窗外是1995年盛夏的省城，梧桐树的叶子在阳光下发着油亮的光，蝉声一阵高过一阵，聒噪得让人心烦。
陆文婷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她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但眼睛依然明亮，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这是陈志刚熟悉的陆文婷，也是他陌生的陆文婷——熟悉的是她的倔强，陌生的是她眼里的沧桑和疲惫。
十年了。自从大学毕业后，他们就没再见过面。十年前，他还是意气风发的省工业厅干部，她是红旗厂技术科的小技术员。因为家庭反对，因为他父亲的仕途考量，他放弃了这段感情，娶了门当户对的妻子。她则去了包头，去了最艰苦的稀土研究院，一待就是七年。再后来，她回了红旗厂，成了总工程师，成了红旗厂的技术顶梁柱。而他，从工业厅调到外经贸委，从科长到处长，仕途顺利，家庭美满，但心里，总有个地方是空的。
“文婷，这封信，你确定是真的？”陈志刚放下信，看着陆文婷。十年了，她瘦了，老了，眼角有了细纹，但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清冷和倔强，没变。
“我确定。谢苗诺夫教授是我父亲的学生，我在父亲的相册里见过他。这封信的笔迹，和我父亲保存的信件笔迹一致。而且，信里提到的技术细节，只有真正的专家才写得出来。这不是骗局，是真的。”陆文婷的声音很平静，但很坚定。
“就算是真的，这事也不好办。”陈志刚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陆文婷面前，“你看看，这是今年上半年外经贸委引进外国专家的统计数据。总共批了三十七个，其中三十个是英语国家的，五个是日本的，两个是德国的。苏联专家，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苏联解体了，政治不稳定，专家背景复杂，审查难度大，风险高。而且，你们红旗厂是国企，属于军工系统，引进外国专家，特别是苏联专家，更要谨慎。万一出点事，谁来负责？”
“陈处长，我明白风险。但机会难得。谢苗诺夫教授是苏联科学院的应用化学专家，他手里的技术，是苏联几十年积累的尖端技术，特别是钛合金和稀土分离，对我们红旗厂，对中国工业，都非常重要。如果能引进，是双赢的事。红旗厂有了技术，苏联专家有了工作，国家有了人才。至于风险，我们可以控制，可以加强管理，可以签保密协议，可以做背景审查。但不能因为怕风险，就放弃机会。”
“你说得轻巧。”陈志刚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陆文婷，“文婷，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苏联刚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形势复杂。我们引进苏联专家，政治上很敏感。万一这些专家里有问题，万一他们带走我们的技术，万一他们……算了，这些政治上的事，你不懂。总之，这事很难，非常难。”
“再难也要试。”陆文婷也站起来，走到陈志刚身边，和他并肩看着窗外，“陈处长，红旗厂的情况，您知道。三百多工人，三个月没发工资，厂子快撑不住了。德国那边，条件苛刻，技术要独占二十年。深圳那边，刘天华是陷阱，要拿我们当挡箭牌。科委那边，卡在技术评估，要专家评审，要时间。红旗厂现在，四面楚歌。谢苗诺夫教授这条路，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条路也走不通，红旗厂就真的完了。三百多工人，三百多个家庭，就真的没活路了。陈处长，您帮帮忙，想想办法，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试试。”
陈志刚转过头，看着陆文婷。她的眼睛里，有泪光，有恳求，有不甘，有绝望，但更多的是希望，是那种在绝境中也不肯熄灭的希望。这眼神，像十年前，他们在大学图书馆里，她为了一个实验数据，三天三夜不睡，最后算出结果时，那种疲惫但充满光芒的眼神。
十年了，她没变。还是那个为了技术，为了理想，可以拼尽一切的女人。而他，变了。变得世故，变得谨慎，变得凡事都要权衡利弊，计较得失。他羡慕她，也心疼她。
“文婷，你先坐。”陈志刚回到座位，重新拿起那封信，“这事，不是完全没可能。但要走程序，要合规。第一，你们要先跟谢苗诺夫教授建立正式联系，要他的详细简历，研究成果清单，技术专利证明，还要有苏联官方机构的推荐信。第二，你们要写一份详细的引进方案，包括专家的专业背景、来华后的工作安排、待遇标准、保密措施、管理方案。第三，要找一个权威的国内专家，对谢苗诺夫的技术进行评估，确认其价值。第四，要报省外事办、省科委、省公安厅、省安全厅，层层审批。最后，要报国家外专局备案。这套程序走下来，最快也要三个月，最慢可能要半年。而且，不一定能批下来。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卡住，就前功尽弃。你们红旗厂，等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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