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20日晚上十点，北京西苑宾馆的房间里，陆文婷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着三份文件。一份是德国巴斯夫公司发来的正式邀请函，厚实的铜版纸印着德文和中文，邀请她赴德国路德维希港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技术交流。第二份是部里批下来的赴德任务书，上面盖着红彤彤的公章。第三份是陈志刚托人送来的德国签证申请表，厚厚一沓，需要填写的内容繁杂得让人头疼。
窗外的长安街依然车水马龙，霓虹灯的光影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房间，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点。陆文婷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端起已经凉透的茶水喝了一口。茶是宾馆提供的茉莉花茶，茶叶粗糙，水有股漂白粉的味道，但她已经习惯了。
今天下午的会议开了整整四个小时。部里、外事部门、安全部门、技术部门的人都到了，就她赴德的事宜进行了详细讨论。讨论的焦点不是技术，而是安全——技术安全和人身安全。德国人虽然同意她监督检测过程，但具体操作细节还需要谈判。比如，她能否进入巴斯夫的核心实验室，能否接触原始数据，能否拍照记录，都需要一一明确。
“小陆同志，你要有心理准备。”刘副部长在会议结束时对她说，“德国人表面客气，实际上戒备心很强。他们的核心技术，不会轻易让你看到。你这次去，首要任务是确保我们的技术不被窃取，其次才是学习。记住，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这不是不信任你，是保护你，也是保护国家利益。”
陆文婷明白刘副部长的意思。在德国人眼里，她是来自中国的工程师，代表着落后的技术和封闭的体制。他们邀请她去，既有技术交流的诚意，也有试探虚实的意图。她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不能过于保守让人瞧不起，也不能过于开放让人钻空子。
电话响了，是陈志刚打来的。
“文婷，睡了吗？”
“还没，在看材料。陈总，有事？”
“我刚接到德国那边的消息，施耐德博士回国了，他让助理发来了日程安排。6月1日到6月30日，整整一个月。前两周是样品检测，后两周是技术交流。他们安排了住处，在路德维希港的职工公寓，离巴斯夫总部很近。另外，他们还提出，希望你在德国期间，用他们的实验室设备，重复一下你的乙醇-水工艺实验，作为验证。”
陆文婷心里一紧：“用他们的设备做实验？那我们的工艺细节不就暴露了？”
“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回复说，可以，但必须由你亲自操作，而且实验数据必须共享。他们同意了，但要求实验过程全程录像，作为技术档案保存。这是个条件，我替你答应了。文婷，你没问题吧？”
“技术上没问题，但……”陆文婷犹豫了一下，“陈总，我总觉得，德国人这么积极，背后可能有别的想法。他们为什么要我们重复实验？只是为了验证吗？”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陈志刚的声音低沉下来，“有两种可能。第一，他们真的想验证你的技术，看看是不是真的能用普通设备做出好产品。第二，他们想通过你的实验，了解你的技术思路，为将来可能的专利纠纷做准备。德国人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很有一套，他们可能会在实验过程中，找出你的技术漏洞，然后申请专利，反过来制约我们。”
陆文婷沉默了。她想起父亲笔记里的一句话：“在国际技术交流中，没有纯粹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你要用技术说话，但也要用法律保护自己。”父亲是六十年代的公派留学生，在苏联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一个苏联专家对他很好，手把手教他技术，但转手就把他提出的改进方案写成论文发表了，连他的名字都没署。
“陈总，我明白了。我会小心的。实验可以做，但关键参数我会保留。另外，我会要求签署补充协议，明确实验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范围。”
“好，这个我来办。文婷，还有一件事，部里批了五万块钱，作为你这次出国的经费。但你知道，部里经费也紧张，这五万包括机票、食宿、交通、通信所有费用。德国物价高，可能不够。剩下的，得你们红旗厂自己解决。老齐那边，有消息吗？”
“齐厂长下午来电话了，说在想办法，应该没问题。”陆文婷没说具体办法，她不想让陈志刚担心。
“那就好。文婷，你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去德国使馆面签。签证官可能会问很多问题，你要准备一下。重点是，不能让他们觉得你有移民倾向，要强调你是公派，完成任务就回来。另外，你的德语怎么样？日常交流没问题吧？”
“读写没问题，听力和口语差一些，但基本的专业交流可以。我父亲当年教我德语，就是用的化工专业词汇。”
“那就好。德国人看重专业能力，你的技术背景是你的优势。好好表现，争取一次通过。签证下来，就订机票。时间不等人，德国那边催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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