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长春的春天来得迟疑。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敲打着玻璃,会议室里却是一片燥热。长条会议桌两侧,中德双方的代表相对而坐,气氛凝重得像窗外铅灰色的天空。
德国大众公司亚太区副总裁施密特博士坐在主宾位,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上的合资意向书。他的中文依然带着明显的德语腔调,但每个字都清晰得像经过精密加工:“年产量五万吨,德方占股百分之五十一,技术由德方主导,管理团队德方派驻。这是我们的底线。”
齐铁军坐在对面,手里转动着一支铅笔。铅笔在他指间灵活地翻转,这个习惯是他年轻时在部队养成的,紧张时就会不自觉地做这个小动作。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红色的图钉标记着各地分厂的位置。
“施密特博士,”齐铁军放下铅笔,声音平稳但有力,“您说的这个方案,我们内部讨论过。技术可以合作,但主导权必须在中方。管理团队可以双方共同组成,但总经理必须由中方担任。这是我们的底线。”
翻译快速地将这段话译成德语。施密特听完,微微一笑,笑容里带着德国人特有的那种礼貌的疏离:“齐先生,我理解您对自主权的重视。但您要明白,我们提供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润滑油技术。没有我们的技术,你们的配方再好,也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会议桌另一端,陆文婷轻轻咳嗽了一声。她面前摊开着厚厚的技术文件,有德方提供的技术参数,也有她这一个月来整理的国产配方数据。她的脸色有些苍白,连续熬夜整理资料让她眼下的乌青很明显。
“施密特博士,”陆文婷开口,她的德语很流利,这是父亲当年教的,“您提供的技术参数我仔细研究过。在高温抗氧化性方面,确实比我们目前的配方领先一代。但在低温流动性和抗磨损性上,我们的配方数据更好。”
她从文件夹里抽出几页文件,推到桌子中间:“这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报告。我们的SF级润滑油,在零下三十度环境下的低温泵送性能,比贵公司同类产品高百分之十五。抗磨损测试的磨斑直径,小了零点二毫米。”
施密特拿起报告,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雨声和翻动纸张的哗哗声。过了足有三分钟,他抬起头,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这个数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配方优化。”陆文婷简洁地回答,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父亲笔记里的某些关键数据,她还没有完全解密,不能轻易示人。
谈判陷入僵局。德方坚持控股,中方坚持主导权。中午休会时,齐铁军站在窗前,看着雨水在玻璃上蜿蜒流下。赵红英拄着拐杖走过来,她的腿伤还没完全好,但坚持要参加谈判。
“老齐,不能让步。”赵红英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技术我们可以慢慢追,主导权一旦让出去,就再也拿不回来了。你看看上海那些合资厂,外方控股的,最后都成了人家的加工车间。”
“我知道。”齐铁军转过身,看着会议室里正在吃盒饭的同事们,“但我们确实需要他们的技术。文婷的配方再好,没有工业化生产的经验,没有质量控制体系,做不大。”
“那就谈技术合作,不谈合资建厂。”陆文婷端着盒饭走过来,“他们出技术,我们出现有厂房和设备,共同研发,成果共享。就像上次热处理中心那样。”
齐铁军沉思着。窗外的雨渐渐大了,打得窗户啪啪作响。
下午的谈判改在了医院的会议室。赵红英的腿伤突然加重,医生强制她回医院观察。但谈判不能停,于是双方代表都来到了长春市第一医院。
医院的会议室不大,墙壁刷着半截绿色的油漆,典型的八十年代风格。长条会议桌上铺着洗得发白的绿布,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在这样的环境里谈判,我还是第一次。”施密特坐下时开了个玩笑,但笑容有些勉强。
“抱歉,条件简陋。”齐铁军说,“但我们赵厂长坚持要参加谈判,只能迁就她。”
赵红英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毛毯。她的脸色比上午更差了,但眼神依然锐利:“施密特博士,我们直说吧。合资可以,但必须是对等的。你们有技术,我们有市场和产能。五五开,共同管理,共同研发。”
“这不符合我们的全球战略。”施密特的副手,一个叫迈尔的年轻德国人插话,“大众在全球的合资企业,都是我们控股。”
“这里是中国。”赵红英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敲在桌面上,“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规则。如果你们坚持要按你们的规则来,那我们可以找别人合作。日本公司、美国公司,都对我们的配方感兴趣。”
这话半真半假。确实有几家外国公司来接触过,但都没有实质性的意向。赵红英在虚张声势,但她的表情和语气毫无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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