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长春的春天来得迟疑。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敲打着玻璃，会议室里却是一片燥热。长条会议桌两侧，中德双方的代表相对而坐，气氛凝重得像窗外铅灰色的天空。
德国大众公司亚太区副总裁施密特博士坐在主宾位，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上的合资意向书。他的中文依然带着明显的德语腔调，但每个字都清晰得像经过精密加工：“年产量五万吨，德方占股百分之五十一，技术由德方主导，管理团队德方派驻。这是我们的底线。”
齐铁军坐在对面，手里转动着一支铅笔。铅笔在他指间灵活地翻转，这个习惯是他年轻时在部队养成的，紧张时就会不自觉地做这个小动作。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红色的图钉标记着各地分厂的位置。
“施密特博士，”齐铁军放下铅笔，声音平稳但有力，“您说的这个方案，我们内部讨论过。技术可以合作，但主导权必须在中方。管理团队可以双方共同组成，但总经理必须由中方担任。这是我们的底线。”
翻译快速地将这段话译成德语。施密特听完，微微一笑，笑容里带着德国人特有的那种礼貌的疏离：“齐先生，我理解您对自主权的重视。但您要明白，我们提供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润滑油技术。没有我们的技术，你们的配方再好，也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会议桌另一端，陆文婷轻轻咳嗽了一声。她面前摊开着厚厚的技术文件，有德方提供的技术参数，也有她这一个月来整理的国产配方数据。她的脸色有些苍白，连续熬夜整理资料让她眼下的乌青很明显。
“施密特博士，”陆文婷开口，她的德语很流利，这是父亲当年教的，“您提供的技术参数我仔细研究过。在高温抗氧化性方面，确实比我们目前的配方领先一代。但在低温流动性和抗磨损性上，我们的配方数据更好。”
她从文件夹里抽出几页文件，推到桌子中间：“这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报告。我们的SF级润滑油，在零下三十度环境下的低温泵送性能，比贵公司同类产品高百分之十五。抗磨损测试的磨斑直径，小了零点二毫米。”
施密特拿起报告，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雨声和翻动纸张的哗哗声。过了足有三分钟，他抬起头，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这个数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配方优化。”陆文婷简洁地回答，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父亲笔记里的某些关键数据，她还没有完全解密，不能轻易示人。
谈判陷入僵局。德方坚持控股，中方坚持主导权。中午休会时，齐铁军站在窗前，看着雨水在玻璃上蜿蜒流下。赵红英拄着拐杖走过来，她的腿伤还没完全好，但坚持要参加谈判。
“老齐，不能让步。”赵红英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技术我们可以慢慢追，主导权一旦让出去，就再也拿不回来了。你看看上海那些合资厂，外方控股的，最后都成了人家的加工车间。”
“我知道。”齐铁军转过身，看着会议室里正在吃盒饭的同事们，“但我们确实需要他们的技术。文婷的配方再好，没有工业化生产的经验，没有质量控制体系，做不大。”
“那就谈技术合作，不谈合资建厂。”陆文婷端着盒饭走过来，“他们出技术，我们出现有厂房和设备，共同研发，成果共享。就像上次热处理中心那样。”
齐铁军沉思着。窗外的雨渐渐大了，打得窗户啪啪作响。
下午的谈判改在了医院的会议室。赵红英的腿伤突然加重，医生强制她回医院观察。但谈判不能停，于是双方代表都来到了长春市第一医院。
医院的会议室不大，墙壁刷着半截绿色的油漆，典型的八十年代风格。长条会议桌上铺着洗得发白的绿布，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在这样的环境里谈判，我还是第一次。”施密特坐下时开了个玩笑，但笑容有些勉强。
“抱歉，条件简陋。”齐铁军说，“但我们赵厂长坚持要参加谈判，只能迁就她。”
赵红英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毛毯。她的脸色比上午更差了，但眼神依然锐利：“施密特博士，我们直说吧。合资可以，但必须是对等的。你们有技术，我们有市场和产能。五五开，共同管理，共同研发。”
“这不符合我们的全球战略。”施密特的副手，一个叫迈尔的年轻德国人插话，“大众在全球的合资企业，都是我们控股。”
“这里是中国。”赵红英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敲在桌面上，“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规则。如果你们坚持要按你们的规则来，那我们可以找别人合作。日本公司、美国公司，都对我们的配方感兴趣。”
这话半真半假。确实有几家外国公司来接触过，但都没有实质性的意向。赵红英在虚张声势，但她的表情和语气毫无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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