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即就火了，和媳妇大吵一架，责怪她如此轻率。媳妇也觉得委屈，说是表弟再三保证没问题才买的。
马法官立刻让媳妇联系表弟，要求退保。可这个时候，媳妇的表弟先是推诿，后来干脆连电话都不接了，没过多久，听说他离职了。他媳妇还不好意思继续找。
这下马法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媳妇被亲戚忽悠，家里资金被套，责任人还跑路了。他觉得自己一家成了冤大头。他直接找到保险公司，要求全额退保并道歉。
但保险公司的回应让他更加郁闷。对方出示了投保时的“双录”资料，流程上看起来似乎没啥大问题，营销员（他那个远房表弟）确实提到了一些风险提示，虽然语速快、力度轻。保险公司据此认为自身流程合规，拒绝承认“销售误导”，只同意按合同现金价值退保，那要损失一大笔钱。
马法官认为这是保险公司在利用格式条款和信息优势“店大欺客”，那个“双录”根本就是走过场，没有真正起到告知作用。
他觉得自己虽然是法官，但在面对强大的金融机构时，依然像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维权艰难。
这种无力感，加上对妻子的愧疚和对自己疏忽的懊恼，让他更加执着地想要讨个“说法”，坚持要保险公司承认“欺诈”，而不仅仅是退钱那么简单。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经济诉求，带上了一些情绪和尊严的因素。
王忠磊在电话里对王兵说：“王兵啊，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老马这人，说实在的，有点轴，但道理还是讲的。他现在是骑虎难下，跟老婆吵了架，心里憋着火，觉得被保险公司和那个跑路的亲戚合伙坑了。保险公司那边咬死流程没问题，他这边又拿不出实质证据，就僵在这儿了。他觉得要是就这么认了，这口气咽不下去。”
王兵仔细消化着这些信息，脑中飞快地分析着。“老领导，太感谢您和张主任了！这下我心里有底了。关键是那个跑路的营销员，他是马法官家的亲戚，这才是问题的根源，也是可能的突破口。”
“哦？怎么说？”王忠磊问道。
“您想，保险公司之所以强硬，是因为表面证据对他们有利，他们怕的是开先例。但如果能让保险公司意识到，这个营销员本身的行为是有问题的，甚至可能涉嫌违规（比如诱导客户、未充分告知），而且他现在失联了，这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特殊情况’的理由。
保险公司的梁总，我接触过，他其实是想妥善处理、息事宁人的，只是苦于没有由头去说服省公司。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切入，或许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下的台阶。”
“嗯，有道理。”王忠磊表示赞同，“那你的下一步打算是？”
“我想请张主任再帮个忙，看看能不能安排一次更直接一点的沟通。不用正式场合，就找个安静的地方，我以协调矛盾的身份，和马法官当面聊一聊。
一方面表示我们对这件事的重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把一些行业内的实际情况和可能的解决路径，坦诚地跟他沟通一下。关键是让他感觉到，我们是在真心实意帮他解决问题，而不是官腔官调地搪塞他。”
“可以，这个想法好。私下沟通，余地大得多。我让老张再约一下，看看马文涛愿不愿意见面。等他消息。”
“好，谢谢领导！”
这一次，马文涛法官在张副主任的劝说下，同意和王兵见一面。地点约在他经常去的茶室。
见面时，王兵提前到了，态度放得很低。马文涛法官五十岁左右的年纪，戴着眼镜，面容严肃，眉宇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郁结。张副主任简单介绍后，便借故离开，留下了王兵和马法官。
“马法官，非常感谢您能给我这个当面沟通的机会。”王兵诚恳地说，“您的事情，我们分局领导很重视，吴局特意让我来跟进。通过张主任这边，也了解了一些您家里的实际情况，确实……挺让人窝火的。”
王兵没有一上来就谈规定、讲证据，而是先表达了理解和共情。这句话似乎说到了马文涛的心坎里，他叹了口气，神色缓和了一些：“王科长，坐吧。说实话，要不是老张出面，我真不想再跟你们那边打交道了。感觉就是打官腔，按死规矩办。”
“马法官，我理解您的心情。”王兵一边给马法官倒茶，一边说，“遇到这种事，搁谁身上都难受。特别是还是亲戚介绍的，更觉得信任被辜负了。我们今天私下聊，就是想看看，抛开那些僵硬的条条框框，有没有什么实际可行的办法，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让您和家里人能安心。”
马文涛看了看王兵，语气带着无奈和一丝嘲讽：“解决办法？保险公司不是咬定他们没问题吗？双录齐全，流程合规。按你们的规定，是不是我们消费者就只能自认倒霉？”
“马法官，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王兵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些声音，“不瞒您说，我跟平州中支的梁总也深入沟通过。他私下里也跟我倒了不少苦水。他个人是非常想帮您解决这个问题的，毕竟您的身份摆在这里，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影响公司声誉和后续的司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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