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城市警局，下午五点二十七分。
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坏了一根，忽明忽暗地闪着，像某种濒死的信号。
墙上的值班表被风掀起来一角，露出下面发黄的胶印痕迹——那是上个月贴通知时留下的，撕的时候太急，胶没刮干净。
茶水间的门半开着，里面飘出一股速溶咖啡和泡面混合的气味，混着楼道里怎么也散不掉的消毒水味。
程辞怀坐在办公桌前，手里转着一支笔，面前的案件报告写到第三行就写不下去了。
他盯着那行“暂无异常”看了足足两分钟，然后划掉，重新写了个“例行巡查无异常”，又觉得这句话像在写日记，于是整页撕掉，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垃圾桶已经半满了，全是类似的纸团。
他入职快半年了。
半年前他背着包从大巴上跳下来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警长副局长局长当菱城一把手”。
现实是这半年他处理得最多的警情是——邻里纠纷、噪音投诉、猫上树下不来、大爷大妈在公园抢地盘跳广场舞。
偶尔有个偷电瓶的都能算大案。
他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快报废的灯管，数它闪了多少下。
数到第十七下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小怀。”
程辞怀条件反射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
门口站着吴限，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杯壁上印着“先进工作者”几个字，红漆掉了一半，只剩下“先进工”三个字还看得清。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卷了两圈，露出的小臂上有几道旧疤痕，颜色已经很淡了，但形状还在——是刀疤。
吴限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程辞怀看着那个笑容，心里咯噔了一下。
跟了吴限半年，他总结出一条铁律：吴限笑的时候，一定没好事。
他骂人的时候是正常状态，他沉默的时候是在酝酿骂人，他笑的时候——那就是有活要派给你了，而且一定不是什么好活。
“高铁站那里说是有人打架了，你去看一下。”吴限靠在门框上，喝了口搪瓷杯里的水，表情云淡风轻，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好的师傅！”程辞怀应下，转身就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停下来，回头看了吴限一眼，“就我一个人？”
“不然呢？”吴限挑了挑眉，“一个打架斗殴，还要我给你派个特警队？”
“不是，我的意思是——”
“快去。”吴限的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程辞怀闭嘴了，抓起桌上的警帽扣在头上，快步朝走廊尽头走去。
他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吴限的声音。
“小怀。”
他停下来，转过身。
吴限还站在办公室门口，搪瓷杯举到嘴边，但没喝。
走廊里那根坏掉的灯管正好闪了一下，光掠过他的脸，照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不是平时那种暴躁中年男人的表情，而是一种更柔软的东西，像是透过程辞怀在看另一个人。
“注意安全。”吴限说。
“知道了师傅。”程辞怀笑了笑，转身下了楼。
吴限站在走廊里，听着楼梯间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直到完全消失。
他回到办公室，把搪瓷杯放在桌上，走到窗前，看着楼下的停车场。
程辞怀的身影从大楼门厅里跑出来，钻进一辆警车，车灯亮了，缓缓驶出大门。
秋日的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带着一点凉意。吴限把手插进裤袋里，站在那里没动。
他今年四十九了。
放在二十岁那年，他绝对不会相信自己会在一个市级警局里坐到这个位置——不是什么高位，就是一个分队的副队长，手底下管着十来个人，每天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那时候他和程辞安刚从警校毕业，两个人站在训练场上对着国旗宣誓，热血沸腾得像是能把天烧个窟窿。
后来程辞安去了缉毒队。
他没去成。体检的时候查出点问题，被刷下来了。
他在市局里坐了三年冷板凳，看着程辞安一步步从一个愣头青变成队里的骨干，看着他出任务、立功、升职，每次见面的时候拍着他的肩膀说“无限哥，你什么时候调过来啊”。
他每次都笑着说快了快了。
然后程辞安就死了。
死在一个他记不清日期的日子——不是记不清，是不愿意记。
那天天气很好，他在办公室里处理一堆户籍档案，电话响的时候他以为是外卖，接起来听到对方说了一句话，他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他去殡仪馆的时候，程辞安躺在那里，脸上的伤被化妆师处理过，但颧骨那块还是能看出塌下去的形状。
他站在旁边，手搭在冰棺的边上，指甲盖都泛白了，一滴眼泪都没掉。
程辞安的妈妈在旁边哭得站不住，被他爸爸搀着。
他爸爸没哭，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树，所有的枝叶都烧焦了，但根还扎在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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