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级？”
“嗯。最大风速超过两百公里每小时。预测路径……往南偏移了一些。”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大概是怕吵醒小雅，“陈默，我们要不要往南撤？珀斯那边应该安全。”
我犹豫了。从卡那封到珀斯，开车要八九个小时，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小雅睡着了，潇潇也累了，连夜赶路不安全。而且四级气旋虽然可怕，但卡那封毕竟是城镇，应该有应急措施。
“先睡吧，”我说，“明天一早看情况。如果警报升级，我们就走。”
潇潇点了点头，关掉了床头灯。
我躺在床上，听着空调的嗡嗡声和小雅均匀的呼吸，却怎么也睡不着。黑暗中，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房间在微微震动。不是地震那种剧烈的晃动，而是一种低频的、持续的震颤，像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地底下翻身。
我以为是空调外机的声音，没有多想。
凌晨三点多，我被风声吵醒了。
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可怕的声音。不是呼啸，不是怒吼，而是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呜咽，像整个天空在哭泣。风撞击墙壁的时候发出砰然巨响，窗户玻璃咯咯颤抖，窗帘被气流吸得向外鼓胀，像一只巨大的肺在呼吸。
我翻身下床，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
外面一片漆黑。旅馆院子里的路灯灭了，整个镇子停电了。但在黑暗中，我能看到树冠被风压得几乎折断，树枝像鞭子一样在空中抽打。远处有什么东西被掀翻了，发出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
“陈默……”潇潇也醒了，声音发颤，“是气旋吗？”
“应该是外围风圈到了。”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没事，四级气旋，房子扛得住。”
话音刚落，外面响起了警报声。那是一种尖锐的、间歇性的长鸣，在风声中显得格外凄厉。小雅被吵醒了，哇的一声哭出来。潇潇赶紧把她抱进怀里，捂住她的耳朵。
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是澳大利亚气象局的紧急推送：
“热带气旋‘纳雷尔’已升级为五级。预计将于凌晨5时在卡那封至鲨鱼湾之间登陆。请立即寻找坚固建筑躲避。这是极端危险情况。”
五级。
热带气旋的最高等级。
我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肾上腺素飙升带来的颤抖。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穿衣服，”我对潇潇说，“把最厚的衣服穿上。带上护照、水和零食。快。”
“小雅——”
“我来抱。你负责背包。”
我们在黑暗中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潇潇摸出一支手电筒，惨白的光束在房间里晃动，照出我们三个人苍白的脸。小雅已经不哭了，她紧紧搂着我的脖子，把脸埋在我的肩窝里，小小的身体在发抖。
“爸爸，我怕。”
“不怕，爸爸在。”
我抱起她，拉开房门。
风几乎把我推回去。
走廊里一片狼藉。天花板上的石膏板掉了几块，露出里面的木龙骨。地面上全是碎玻璃——走廊尽头的窗户碎了，风裹着雨水灌进来，像一条愤怒的河流。我抱着小雅，潇潇跟在后面，我们贴着墙壁一步一步往外走。
走到大堂的时候，我看到了格雷格。他站在前台后面，手里拿着一只手电筒，脸上的表情不再是下午那副懒洋洋的样子，而是一种严肃的、近乎凝重的神色。
“去洗衣房，”他大声喊，声音几乎被风声吞没，“那间没有窗户，最安全！”
我们跟着他穿过大堂，推开一扇标着“Laundry”的门。里面已经有七八个人了——几个白人游客，一对带着婴儿的年轻夫妇，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本地老太太。所有人都挤在烘干机和洗衣机之间，脸上都是同一种表情：恐惧。
格雷格关上门，用一把椅子顶住门把手。洗衣房里没有窗户，只有一盏应急灯发出昏黄的光。风在这里听起来小了一些，但墙壁依然在震颤，整栋建筑都在呻吟，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低声哀嚎。
“五级，”格雷格摇了摇头，嘴角那根没点的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我这辈子没见过五级。1975年的‘琼’才三级，就把半个镇子掀了。”
没有人接话。
那个抱着婴儿的年轻母亲在低声啜泣，她的丈夫搂着她的肩膀，嘴唇紧抿。老太太闭着眼睛，嘴唇微微翕动，大概在祈祷。潇潇靠在我身边，一只手攥着我的衣角，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小雅的背。
小雅睡着了。
在这种地狱般的环境里，她居然睡着了。孩子的身体有一种成年人无法理解的自保机制——当恐惧超过某个阈值，大脑就会自动关机，用睡眠来逃避一切。我低头看着她安静的睡脸，忽然觉得眼眶发酸。
时间变得模糊不清。我不知道在洗衣房里待了多久——也许一个小时，也许三个小时。风声时高时低，像一首没有旋律的安魂曲。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阵特别猛烈的 gusts 撞上来，整栋建筑都会剧烈摇晃，应急灯忽明忽暗，有人尖叫，有人哭泣，然后一切又归于那种低沉的、持续的呜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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