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写的是：
“农历二月十二，宜立券、交易，忌嫁娶、动土。今天写完了一首新歌，叫《等船》。那根刺还在。我开始习惯它了。也许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带着刺的生存——你把自己最柔软的部分暴露出来，然后祈祷没有人会往上面捅刀。但总有人会捅。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有多疼。”
我合上日记本，关了灯，走出工作室。
走廊里很暗，只有尽头窗户透进来的一点路灯的光。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墙壁上，像一个沉默的、佝偻的、背着什么东西的人。
我走到卧室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工作室的门。门关着，门把手上挂着一串我从尼泊尔带回来的风铃，铜质的，风一吹就叮叮当当地响。现在没有风，它安静地垂在那里，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我忽然想起杜甫的一句诗，不是《戏为六绝句》里的，是另一首，叫《天末怀李白》：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文章憎恨命运通达，魑魅喜欢人们犯错。
我以前读这句诗的时候，理解的是“好的作品往往诞生于困顿之中”。但那天晚上，站在走廊里，看着那串安静的风铃，我忽然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文章——或者说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困顿。你把自己的命、自己的血、自己的凌晨三点都放进去了，然后你把它交出去，交给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魑魅——不是那种青面獠牙的鬼怪，而是那种穿着漂亮衣服的、说着漂亮话的、带着“绝无恶意”的微笑的、把你的血肉当成装饰品的魑魅。
他们喜欢人们犯错。因为人们犯了错，他们就有了机会。
我转过身，走进卧室，躺在床上。
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我盯着那道裂缝，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地下室的蟑螂，想起凌晨三点的垃圾车，想起第一次在livehouse唱《杜甫》时台下那个哭了的女孩，想起金曲奖颁奖典礼上我握着奖杯说“感谢杜甫，感谢长安，感谢每一个在大城市里挣扎的年轻人”。
那些事情都还在，没有被拿走。但它们的颜色变了，像一张被阳光晒久了的照片，褪了一层，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灰。
那根刺动了一下。不疼，但我知道它在。
我闭上眼睛。黑暗中，我听到远处有一辆垃圾车在轰鸣，声音闷闷的，穿过几公里的夜色，穿过无数堵墙，无数扇窗，抵达我的耳膜。
凌晨三点。又是凌晨三点。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三月三十日已经过去了，农历二月十二也过去了。黄历上说那天忌动土，忌起基，忌定磉。它没说忌什么最该忌的东西——忌一个人拿走另一个人的血肉，然后说“绝无恶意”。
我在黑暗中无声地笑了一下。不是因为好笑，而是因为不好笑。
那根刺会在的。它会一直在。它会跟着我写下一首歌，下下一首歌，会跟着我每一次拿起吉他，每一次在空白文档上敲下第一个字。它会成为我的一部分，像一块嵌在骨头里的弹片，取不出来，也不会取出来。
因为那是代价。
创作者的代价。
我带着它，继续写。
窗外，北京的夜在继续。路灯亮着，槐树在风中轻轻地摇，那个翻垃圾桶的流浪汉不知道去了哪里。所有的凌晨三点都是相似的，所有的困顿都是相似的，所有的创作都是相似的——它们都带着一根刺，一根永远不会消失的刺。
而我，陈默，一个创作型歌手，一个写过《杜甫》的人，一个被侵权过然后选择了不追究的人，一个心里长了一根刺的人——
我会继续写。
因为除了写，我什么都不会。
就像杜甫。
就像所有在凌晨三点跟自己的灵魂搏斗的人。
他们会继续写。带着刺，带着痛，带着那个永远不会愈合的、小小的伤口。
继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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