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潇的正式道歉在四十八小时后发布了。
那是一篇措辞严谨的道歉信，一看就是团队操刀的。信里承认了“未经授权使用和改编陈默老师作品”的事实，表达了“诚挚的歉意”，承诺“下架所有相关视频和音频”，并表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合理赔偿”。信的末尾有一段话是潇潇自己写的——我能看出来，因为措辞突然变得不那么工整了：
“我知道道歉可能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伤害。我确实是《杜甫》这首歌的听众，也确实是出于喜爱才唱了它。但我忽略了喜爱不是权利，感动不是许可。我欠陈默老师一个真正的对不起。”
我读完这段话，坐在窗前看了很久的夕阳。
那天北京的夕阳很好，天边烧成一片橘红色，像一块被揉皱的绸缎。楼下的马路上，放学的小孩在跑，一个穿黄背心的外卖员在闯红灯，一只橘猫蹲在垃圾桶旁边舔爪子。
世界照常运转。太阳照常落下。一切都在继续。
我拿起手机，给老方发了一条微信：“我不追究了。”
老方秒回：“确定？”
“确定。”
“好。那我跟他们谈赔偿的事。”
“赔偿不用谈了。让她把演唱会上那首歌的收入捐给一个帮助独立音乐人的基金就行。”
“……你确定？”
“确定。”
“陈默，你有时候真的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就什么都别说。”
我放下手机，又看了一会儿夕阳。那根刺还在。它没有因为道歉信而消失，也没有因为我的“大度”而萎缩。它就在那里，安安静静地扎在我创作的器官上，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知道它不会走了。
那不是一根普通的刺。那是一根用“绝无恶意”做成的刺，用“改编也是一种创作”做成的刺，用“老艺术家不要太玻璃心”做成的刺，用“致敬”这个词做成的刺。它扎进去的时候没有声音，拔出来的时候会带出血肉，而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承受那个伤口。
所以我选择不拔。
我选择带着它活下去。
这件事过去之后的一个月里，我照常生活。写歌，弹琴，健身，做饭。我去了一趟菜市场，买了一棵白菜、两根葱、一块姜和一斤猪肉。卖猪肉的大姐认出了我，说：“你不就是那个……那个唱歌的吗？你那个什么……杜甫……我儿子天天听。”我笑了笑，付了钱，拎着菜走了。
回到家，我把白菜切成丝，葱切成段，姜切成片，猪肉切成薄片。我用砂锅煮了一锅粥，把白菜和姜片放进去，小火慢炖了四十分钟，然后把猪肉片放进去烫熟，最后撒上葱段和一点白胡椒粉。
那锅粥很好喝。白菜的清甜，姜的辛辣，猪肉的鲜美，白胡椒的暖意，都在一口粥里。我喝了两碗，额头出了一层细汗。
但即使是在喝粥的时候，那根刺也在。
它不在我的喉咙里，不在我的食道里，它在我的——在我的创作的那个地方。它让我在拿起吉他的时候，手指会迟疑一秒钟。它让我在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脑子里会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字会不会也被别人拿走？它让我在完成一首新歌的时候，不再有那种纯粹的、毫无杂质的喜悦，而是多了一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一层警惕。
像一只被踩过尾巴的猫，从此以后看到任何移动的物体都会先缩一下。
四月的一天，我在工作室里终于写完了一首新歌。关于一个男人在机场等一艘船。我写了三个礼拜，改了十几版，最后定稿的版本是一个很安静的、只有一把吉他和人声的demo。
我录完之后听了一遍。旋律是好的，歌词也是好的，编曲干净得像一杯白水。但我在听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这首歌会安全吗？
那个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但我听到了。
我关掉录音软件，走到窗前。楼下那棵槐树发芽了，嫩绿色的叶子在风中轻轻地颤。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过，车里的小孩伸出一只手，想去抓头顶飘过的一片杨絮。
我忽然想起潇潇道歉信里的最后一句话：“我欠陈默老师一个真正的对不起。”
我想告诉她：你欠我的不是对不起。你欠我的是那个凌晨三点。那个地下室的凌晨三点，那个蟑螂爬过洗脸池的凌晨三点，那个垃圾车倒灌轰鸣的凌晨三点。你把它拿走了，改成了一个亮晶晶的、适合在万人体育馆里演唱的、适合发在抖音上的东西。你把它从我的血肉变成了你的装饰。
你还给我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站在窗前，看着那棵槐树，看着那片杨絮，看着那个婴儿车里的小孩。小孩的手最终没有抓住杨絮，它飘走了，飘向更高更远的地方，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线里。
我回到桌前，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几行字。那是我多年来的习惯，每天写一点什么，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为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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