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失眠。不是普通的失眠——是那种你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满墙白字的失眠。那些字在黑暗中发光，一笔一划都清晰得像刻在我眼皮内侧。我试过戴眼罩，试过吃安眠药，试过喝热牛奶，都没有用。那些字会穿透一切屏障，直接投影在我的视觉神经上。
“到此一游。”
“留念。”
“我爱你。”
它们像咒语一样反复出现，一遍又一遍，永不停歇。
更可怕的是骨痛。从那天晚上之后，我的骨头开始疼。不是关节炎那种钝痛，而是一种尖锐的、灼热的、像被刀刻的痛。疼的位置还不固定——今天是左手腕，明天是右肋骨，后天是脚踝。每次疼起来，我都会撸起袖子检查那个位置的皮肤，但每次都什么都看不见。皮肤是完好的，光滑的，没有任何痕迹。
但疼是真的。那种疼会让我在半夜惊醒，抱着自己的手腕在床上打滚，咬住枕头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因为我总觉得，如果我叫出来了，就会有什么东西顺着我的声音爬进来。
我的微博评论区彻底沦陷了。那些数字账号的评论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每条都在威胁我，每条都在嘲笑我。更诡异的是，我注意到那些账号的注册时间都是同一天——2026年3月24日，就是我在北十二楼发现刻字的那一天。
我试着点进那些账号的主页，发现它们的主页背景图都是一样的——一块长城砖的特写，砖面上刻满了字。但那些字不是普通的“到此一游”，我放大了图片，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陈默，你的骨头也是砖。”
“陈默，你的血也是灰浆。”
“陈默，你也是长城的一部分。”
“你也会被刻字。”
“你也会疼。”
“你也会永远记住。”
我把手机摔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那些字像虫子一样爬进了我的脑子里，在灰白色的脑回沟上刻字。
四月的一天，我去了医院。不是看骨科，是看心理科。医生姓孙，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女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很温柔。
“陈先生，你说你感觉骨头在疼，但所有检查指标都正常，”她翻着我的检查报告，眉头微蹙，“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
“我是文物保护员。”我说。
“嗯，我知道，我看过你的微博。”她点了点头，“你那条关于长城刻字的微博，我也转发了。”
“你不觉得我小题大做？”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觉得。但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休息。你太投入了，投入到……把自己也当成了文物。”
我被最后这句话击中了。把自己也当成了文物——她说得对吗？那天晚上在北十二楼，我看见那个人形的时候，它说“别让他们再刻了”，然后我的手背上就浮出了自己的名字。从那以后，我的骨头就开始疼。
我在把自己和长城同化。我在替它疼。
但这不是幻觉。不是。因为骨痛是真实的——我能用疼痛量表给它打分，能精确地说出它每次发作的时长和强度。如果这是心理作用引起的躯体化症状，那它也太逼真了，逼真到连止痛药都没用。
孙医生给我开了抗焦虑的药，建议我暂时停止使用社交媒体。我拿着处方走出了医院，在药房取了药，然后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经过我面前，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着什么。她划了一道痕，又一道痕，然后抬起头冲她妈妈笑：“妈妈，我写字了！”
她妈妈弯腰看了看，笑着说：“宝宝写的什么呀？”
“我写的妈妈！”
那两道歪歪扭扭的痕迹，在地上，用树枝划的。过一会儿就会被风吹散，被行人踩没，被雨水冲走。留不住的，不会疼的。
可是在长城上，那些刻痕是留得住的。五百年都留得住。每一道都会一直在，一直疼。
我忽然觉得，也许我骨头里的那些“刻痕”也是留得住的。它们已经刻进去了，在我的骨骼里生了根，和我融为了一体。我就是长城，长城就是我。它的伤就是我的伤，它的疼就是我的疼。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又站在长城上，但这一次不是暗红色的天空，而是一片漆黑。黑得什么都看不见，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我只能听见声音——不是哀嚎，是凿击声。
叮。叮。叮。
像有人在用錾子刻砖。一下一下的，有节奏的，不紧不慢的。
我循着声音往前走。脚下不知道是路还是城墙，反正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东西上。叮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后变成了一连串密集的敲击，像心跳。
然后我看见了一点光。微弱的光，从一个蹲着的人影手里发出来。那个人影蹲在城墙边，右手拿着一把什么东西，正在砖上刻字。他的动作很慢，很专注，一笔一划都刻得很深。
我走近了。那个人影没有抬头，继续刻着。我低头看他在刻什么——他在刻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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