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的评论越来越多，转发量过了两万，连几个大V都转发了。有人支持我，说文物保护刻不容缓；也有人骂我，说我小题大做，说我是“文物警察”“道德表”。这些我都不在乎，我在这一行干了十五年，被骂习惯了。
但有些评论不一样。
那些评论藏在成千上万的留言里，像毒蛇藏在草丛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它们的账号都是新注册的，没有头像，没有历史记录，昵称是一串随机数字。它们的措辞出奇地一致：
“陈默，有些事不该你管的别管。”
“你天天盯着那些砖，砖给你发工资吗？”
“再这么多管闲事，小心你家也变成‘文物’。”
“北十二楼的砖会疼？那你自己呢？你的骨头会不会疼？”
最后那条评论让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骨头会不会疼——这句话太奇怪了，奇怪到让我觉得发这条评论的人知道些什么。知道我做的那个梦？知道我梦见砖在喊疼？
不，不可能。梦是我自己的，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看不见那些字。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北京三月的早晨，天光是一种浑浊的铅灰色，像洗了很多遍的抹布。
那天我照常去上班。小刘看见我就问：“陈哥，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昨晚没睡？”
“没事，做了个噩梦。”我摆摆手，不想多谈。
白天的巡查照例是那些事——检查病害、记录险情、劝阻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北十二楼那块被刻了字的砖，我用专业仪器测量了刻痕的深度，最深处达到了三毫米。三毫米，对一块砖来说，几乎是皮开肉绽的深度。我在记录本上写下这组数据，笔尖用力得几乎要戳破纸。
下午的时候，管理处主任老郑找我谈话。老郑五十多岁，干了一辈子文物工作，头发花白了，脸上的皱纹像长城的垛口一样层层叠叠。
“小陈，”他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你那微博，动静不小啊。”
“我知道。”我接过烟，没点。
“上面打电话来了，说让你注意一下影响。那个张某霞的妹妹在网上发了视频，说你侵犯她隐私，要告我们。”
“让她告。”我把烟放在桌上，没抽，“我拍的砖，她人在画面里只是个背影，哪来的侵犯隐私？”
老郑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他抽了半支烟，才说：“我不是说你对，我是说……你小心点。网上那些人，你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我知道。”我说。我想起了那些数字账号的评论，想起了那句“你的骨头会不会疼”。
老郑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说什么。他走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背影在走廊里拉得很长，像一个问号。
那天晚上，我没有发微博。我在办公室里加班，整理北段长城的病害分布图。电脑屏幕上，那些红色标记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像一张长了疹子的脸。每一个红点都是一处病害——刻划、涂污、风化、开裂、植物侵蚀。我看着那些红点，忽然觉得它们也在看着我，像无数只红色的眼睛。
加班到十点多，我关了电脑准备走。走廊里的灯是老式的日光灯，嗡嗡地响，光线忽明忽暗的，像在眨眼睛。我走过走廊的时候，总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跟着我，脚步声和我的一模一样，但慢半拍——我停下来，它也停下来；我走，它也走。
我不敢回头。在这一行干久了，我学会了一件事——有些东西，你回头看就看见了；看见了，就甩不掉了。
出了管理处的大门，外面的风又起来了。三月的夜风不像白天那么硬，而是软绵绵的，湿漉漉的，像一只冰凉的手在摸你的后脖颈。我缩了缩脖子，快步走向停车场。
我的车是一辆老款的大众，银灰色的，车身上落了一层灰。我掏出钥匙按了一下，车灯闪了闪。就在我拉开驾驶座车门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了挡风玻璃上的东西。
一张A4纸，被雨刮器压在挡风玻璃上。纸上用红色的马克笔写着几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在极度愤怒或者极度恐惧的状态下写成的：
“陈默，再管闲事，下一个被刻字的就是你。”
我站在车门边，盯着那张纸看了足足一分钟。风把纸的边角吹得啪啪响，像在拍巴掌。我伸手把纸揭下来，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我把纸折了两折，放进口袋里，然后上了车。发动引擎的时候，我听见车载收音机突然自己开了——我没开它，它自己开了。收音机里没有频道的声音，只有沙沙的电流声，像无数只虫子在爬。在那片沙沙声里，我隐约听见了一个声音，很远，很轻，像是从收音机的喇叭深处传出来的：
“疼……”
我啪地关掉了收音机。车里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每一下都砸在胸腔上，像有人在用锤子敲一块砖。
我深吸一口气，挂挡，开车。从管理处到我家，开车大概四十分钟。一路上我一直在看后视镜——不是因为后面有车，而是因为我总觉得后座上坐着什么东西。我能感觉到它，就在我身后，离我的后脑勺不到一尺的距离。它不说话，不动，但我能感觉到它的呼吸——凉的，带着一股砖石的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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