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看后视镜。不，我看了。我忍不住看了。
后视镜里，后座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但我还是能感觉到那个呼吸。
到家之后，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客厅的、卧室的、厨房的、卫生间的，连阳台上的灯都没放过。整个屋子亮得像白天，但那种亮不是温暖的，而是惨白的，像手术室的无影灯。
我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茶几上。红色的字在灯光下变成了暗红色，像干涸的血。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下一个被刻字的就是你”——忽然想起白天在办公室里看到的病害分布图，那些密密麻麻的红点。如果每一个红点都是一道伤口，那长城身上到底有多少道伤口？十万？百万？还是千万？
我拿起手机，打开微博。那条微博的评论区里，又多了几千条留言。我往下翻，翻到那些数字账号的评论——它们还在，而且更多了。像是有人刻意组织的，每条评论都差不多，都在威胁我，都在让我“闭嘴”。
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账号，昵称是一串数字它的评论只有一句话：
“北十二楼，今晚三点，来看看你的砖。”
我看了一眼手机右上角的时间——凌晨一点四十七分。距离三点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不该去的。我知道我不该去的。这是明摆着的陷阱，有人在引我过去。但我还是去了——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那块砖。我梦见的那块砖，那个“疼”字，那种从地底下传来的、千千万万个声音叠在一起的哀嚎。
我放不下它。
凌晨两点半，我开车出门。路上几乎没有车，北京城沉睡在一片昏黄的路灯光里。我沿着八达岭高速一路向北，两侧的山影黑黢黢的，像蹲伏的巨兽。车里的暖风开到了最大，但我还是冷，冷得牙齿打颤。
两点五十分，我到了长城脚下。夜班保安老周看见我，吃了一惊：“陈哥？这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
“睡不着，来看看。”我编了个借口。
“你一个人？”老周看了看我身后，表情有些古怪，“你……你后面没人？”
“没有啊，怎么了？”
老周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犹豫了一下，说：“没事，你去吧。小心点，今晚……今晚这地方有点不对。”
“怎么不对？”
“我说不上来，”老周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就是……总觉得有人在墙上走路。不是游客，是……在墙上走。”
我看了他一眼，没接话。拿了手电筒，往北十二楼的方向走去。
夜里的长城和白天完全不同。白天它是雄伟的、壮丽的、供人拍照的背景；到了夜里，它就变回了它本来的样子——一座古老的、沉默的、浑身伤疤的建筑。手电筒的光照在城墙上，那些刻痕在光影里忽隐忽现，像一张张一开一合的嘴。
我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北十二楼。
手电筒的光扫过那块砖——张某霞二姐妹留念，七个字还在，白花花的，像嵌在砖里的骨头。我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些刻痕，指尖触到粗糙的砖面，冷的，硬的，没有温度。
但就在我手指触到刻痕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一种震动。很微弱，像手机调了静音之后的震动，从指尖传到手掌，从手掌传到手臂，从手臂一直传到心脏。
咚。咚。咚。
不是我的心跳，是砖的。它在跳，像一颗石头做的心脏，在我手指下面缓慢而沉重地搏动着。
我猛地缩回手，跌坐在地上。手电筒掉了，在地上滚了两圈，光柱扫过城墙，扫过垛口，扫过远处黑沉沉的山。
然后我看见了。
在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城墙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墙上全是字。不是张某霞的那七个字，是所有的字——几百年来所有被刻在长城上的字——它们全部亮了起来，发出惨白的光，像城墙的皮肤下面埋着无数根灯管。
我站起来，手电筒哆哆嗦嗦地照过去。那些字在发光，每一笔每一划都亮得刺眼。我看见“到此一游”，看见“留念”，看见“我爱你”，看见“恨”，看见日期，看见人名，看见各种符号和图案。它们密密麻麻地覆盖在城墙上，像一层白色的苔藓，像尸体上的尸斑。
然后我听见了声音。
不是梦里的声音，是真实的、在夜风里飘荡的声音。和我梦里听到的一模一样——千千万万个声音叠在一起，从城墙的每一块砖里传出来，汇成同一个字：
“疼。”
那个声音不大，但清晰得可怕，像是有人贴着我的耳朵说的。我转过头，手电筒照向身后——什么都没有。
但当我转回头的时候，我看见了。
城墙上，那些发光的字开始移动。它们不是在消失，而是在——爬。每一道刻痕都像一条白色的虫子，从砖缝里钻出来，在城墙上缓慢地蠕动。它们朝着同一个方向汇聚，像无数条小溪汇成河流，像无数根血管汇成主动脉。
它们汇聚的地方，是我蹲过的那块砖——张某霞二姐妹留念的那块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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