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时首先感觉到的是头痛。
不是普通的头痛，而是一种深层的、被侵犯的疼痛，像是有人用钝器在我的头骨里搅拌。我想抬手触摸头部，但发现左手无法移动。
恐慌如潮水般涌来。
“她醒了。”一个陌生的声音说。
我费力地睁开眼睛，视线模糊。白色的天花板，监测器的滴答声，我还在医院。
“潇潇？”陈默的脸出现在视野中，充满担忧，“你能听到我吗？”
我点点头，动作轻微得几乎看不见。
“手术很成功。”刘医生的声音从另一侧传来，“我们取出了完整的寄生虫，大约5.2厘米长。”
我想说话，但喉咙干涩，只能发出沙哑的声音。
“别着急说话。”护士说，用棉签润湿我的嘴唇，“你已经在恢复室了。左手暂时无法移动是正常的，手术区域有些水肿，压迫了运动皮层。应该会逐渐恢复。”
左手。我想起刘医生警告过的风险——靠近运动皮层的手术可能导致左侧肢体瘫痪。我尝试移动手指，只有最轻微的反应。
陈默似乎读懂了我的心事。“医生说这是暂时的，水肿消退后功能会恢复。”
但我从他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恐惧。
接下来的几天是模糊的疼痛、检查和康复训练。物理治疗师每天来帮我活动左臂和左腿，教我一些简单的练习。进展缓慢，但确实在改善。第三天，我可以稍微弯曲手指了。第五天，能抬起手臂几厘米。
第七天，刘医生来拆线。他带来一个密封的标本瓶，里面是那条寄生虫。
“你想看它，记得吗？”他说。
我点点头。陈默站在床边，脸色苍白，但他没有反对。
刘医生把瓶子递给我。在透明的保存液中，它看起来如此无害——细长的、乳白色的身体，大约一根意大利面的粗细，两端略尖。它蜷曲着，像是在沉睡。
“曼氏裂头蚴。”刘医生说，“我们在手术中看到，它被一层囊膜包裹，这是身体对异物的反应。这层膜可能保护了它免受免疫系统的攻击，也让我们能够完整取出而没有断裂。”
我看着这个曾经在我大脑中生活的东西。五厘米长，却改变了我的一切。
“它...死了吗？”我问。
“在手术中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刘医生回答，“但我们还是做了病理分析确认。你想知道一件有趣的事吗？”
我和陈默都看着他。
“从寄生虫的发育阶段判断，它在你体内大概只有三个月左右。这意味着你最近才感染。”
三个月前。我努力回忆。那时我和陈默刚搬到现在这个城市，尝试各种新餐厅...
“那家火锅店。”陈默低声说。
“很可能。”刘医生说，“未煮熟的蛙肉是最常见的感染源。以后一定要确保肉类完全煮熟。”
他离开后，陈默拿起那个标本瓶，表情复杂。“就这个东西...差点...”
“但它没有。”我说，“我在这里，我还在这里。”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出院后的第一个月，我努力恢复正常生活。但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我的左手始终不如以前灵活，握力只有右边的一半。有时候我会突然忘记常用词汇，或者说话时词语顺序错乱。神经心理评估显示，我的执行功能——计划、组织、多任务处理——受到了轻微影响。
最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对熟食产生了近乎偏执的关注。烹饪时，我会用温度计测量肉类中心温度，反复确认。外出就餐时，我只点全熟的菜肴，即使是在高级餐厅。
“你比以前更小心了。”陈默有一次说，试图让气氛轻松些。
“我不能让这种事再次发生。”我回答，声音比预期的要尖锐。
实际上，我害怕的不仅仅是再次感染。我害怕的是那种失去控制的感觉——我的身体，我的大脑，被某种外来的、原始的生物占据。每当头痛或头晕时，恐慌就会袭来：它回来了吗？还有一条吗？
手术后三个月，我回医院复查。MRI显示手术区域愈合良好，没有残留或新的病变。刘医生说我的恢复比他预期的要好。
“但有些东西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他坦率地说，“大脑有可塑性，会重新组织，但损伤就是损伤。你会学会适应。”
走出医院时，阳光明媚。陈默握着我的手——我的左手，那只仍然笨拙的手。
“我们回家吧。”他说。
家。这个词现在有了新的含义。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我可以控制环境的地方。
但当晚，噩梦找到了我。
在梦中，我在一个黑暗、湿润的地方爬行。我的身体细长而柔软，穿过温暖的、跳动的通道。前方有光，我朝着它移动，被一种本能驱使。当我终于到达光源处时，我看到了一张脸——我自己的脸，通过一个圆孔向外看。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从内向外看自己的眼睛。
我尖叫着醒来，浑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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