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前一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凌晨三点，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律师的话在脑中回响：
“明天最关键的是餐厅监控。如果监控能证明他们点了大量昂贵菜品，而你没有参与点菜过程，我们就有胜算。”
“如果监控不清晰或者缺失呢？”
“那就看证人证言和其余证据的力度了。你的帖子在舆论上帮了忙，但法庭更看重实证。”
我翻身坐起，打开电脑，再次检查所有收集到的证据。聊天记录、菜单价格、甚至我当天银行账户余额的截图（证明我并非无力支付，而是选择不支付）——一切就绪。
然后我看到了那封新邮件。
发件人是一串乱码，主题只有一个词：“忏悔”。
正文写道：
“陈默，你逃不掉的。明天你不会出现在法庭上，因为你会发生‘意外’。如果你聪明，现在就转账五万到以下账户，我们会撤诉。这是最后的机会。”
附了一个海外银行的账户信息。
我的手开始发抖。这是威胁吗？还是恶作剧？我该报警吗？但警察会相信吗？他们会认为这只是诉讼对手的心理战术。
我回复：“你是谁？”
几乎是立刻，收到了自动回复：“邮件地址不存在。”
窗外的风突然大了起来，吹得窗户咯咯作响。我走到窗边，拉起窗帘的一角向外看。街道空无一人，只有一盏路灯在风中摇晃，投下变幻莫测的光影。
就在光影交错的一刹那，我看到了一个身影站在路灯下。
高个子，深色外套，抬头看着我的窗户。
是王磊。
我迅速拉紧窗帘，心脏狂跳。他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里？我从没告诉过苏潇潇我的具体地址，只在聊天中提过大概区域。
手机在这时响了，未知号码。
我犹豫了一下，接通了，但没有说话。
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呼吸声，然后是一个经过处理、分辨不出男女的声音：
“看看你的冰箱。”
电话挂断了。
我冲向厨房，手在冰箱把手上停留了几秒，然后猛地拉开。
冷藏室里，原本放鸡蛋的位置，现在放着两只挖空的鸡蛋壳，里面塞满了红色的液体，像凝固的血液。蛋壳上用黑笔画着笑脸，和那只死老鼠上的一样。
我跌坐在地，浑身冰冷。这不是恶作剧，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恐吓。他们不只是想要钱，他们想要毁掉我。
我颤抖着拨打了报警电话。二十分钟后，两名警察来到我家，检查了冰箱和那封威胁邮件。
“我们会加强这个区域的巡逻，”年长的警察说，“但这类恐吓很难追查，尤其是这种使用海外邮箱和虚拟号码的。”
“明天我要出庭，他们可能会在路上——”
“这样吧，明天我们派一辆车在附近，你可以正常出行，我们会注意异常情况。”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别太紧张，大多数恐吓只是虚张声势。”
他们带走了鸡蛋壳作为证据，但我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
警察离开后，我坐在黑暗中，思考着该怎么办。逃跑？那等于默认了所有指控。出庭？可能真的会有“意外”。
凌晨五点，我做出了决定。我要去法庭，但我要改变路线和时间。我联系了律师，告诉他我会提前两小时出发，走不同的路线。
“有必要这么谨慎吗？”律师在电话里听起来还没完全清醒。
“有必要。”我坚定地说。
清晨六点，天还没亮。我背起装有所有证据的包，悄悄离开家门。没有开车，而是步行到两条街外的共享单车点，骑向地铁站。早班地铁上几乎空无一人，我在车厢里警惕地观察着每一个乘客。
七点半，我到达法院附近，在一家早点店坐下，位置靠窗，能看到街道。我给律师发了定位，他回复说一小时后到。
等待的时间里，我不断刷新新闻。果然，已经有媒体在法院门口蹲守了。“相亲逃单案今日开庭”的标题在本地新闻推送中格外醒目。
八点十分，我的手机响了，是律师。
“陈默，你在哪里？法庭那边出了点问题。”
“什么问题？”
“苏潇潇的律师提交了新证据，说是餐厅服务员的证词，证明那天是你主动提议点昂贵菜品的。”
“这不可能！那是伪证！”
“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准备应对。法官同意将开庭时间推迟到下午两点。”
我感到一阵眩晕。“这合理吗？临时提交证据？”
“不合理，但对方声称刚刚拿到证据。法官给了我们半天时间准备反驳。”律师叹了口气，“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我们下午一点在法院旁边的咖啡厅见面。”
电话挂断后，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助。他们显然在玩弄法律程序，拖延时间，增加我的压力和成本。
我决定去附近的图书馆，那里安静，可以整理思路，也比较安全。
就在我起身准备离开早点店时，透过窗户，我看到街对面站着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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