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中闪现：他们是故意的。
陈老板，这次赔偿...老马小心翼翼地问。
我机械地回答：每人三万。话一出口就后悔了，但已经晚了。我看到周围几个工人的眼神变了，那里面闪烁着我读不懂的光芒。
当天晚上，我在办公室整理赔偿文件时，无意中听到外面两个工人的对话。
早知道陈老板这么大方，我爹去年就该死在井下了。一个声音说。
可不是，三万够我家盖新房了。另一个声音附和，现在涨到十万，啧啧...
我手中的钢笔掉在了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外面立刻安静下来。
第二天，我以最快的速度联系了买家，低价转让了煤矿。离开的那天，几个工人站在矿场门口目送我，他们的眼神让我毛骨悚然——那不是愤怒或不舍，而是某种计算和等待。
后来听说那个煤矿又出过几次事故，但赔偿金恢复到了行业标准的三万一条命。工人们再没有进入危险区域。
二十年来，我时常从噩梦中惊醒，梦见那些灰黑色的面孔和闪烁的眼神。我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每条看似冷酷无情的规则背后，都浸满了鲜血和教训。人命是有定价的，一旦超出这个价格，就会有人排队来卖。
电脑屏幕上的新闻还在闪烁，智利政府宣布将为遇难矿工家属提供丰厚赔偿。我颤抖着关上网页，不敢去想这则新闻会激起多少人心中的算计。
窗外，夕阳西下，将我的办公室染成血色。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天，听到了地底传来的闷响，看到了那些被标价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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