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具尸体整齐地排列在矿场空地上，盖着脏兮兮的白布。我站在旁边，八月的太阳烤得我头皮发烫，却驱散不了骨子里的寒意。白布下露出的一只手上还攥着矿灯，指缝里塞满了煤灰。
是赵铁柱、王大山和李有才。老马递给我一份名单，声音压得很低，都是昨天新来的。
我接过名单时，注意到老马的手很干净——太干净了，指甲缝里一点煤灰都没有，像是特意洗过。这个细节像根刺扎进我的眼睛。
他们为什么去废弃巷道？我问，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
老马避开我的视线：可能是...想多挖点煤吧。那边偶尔能捡到漏。
一阵风吹来，掀开了盖在赵铁柱脸上的白布。他的眼睛半睁着，嘴角扭曲成一个诡异的弧度，像是在笑。我认得那种表情——去年我在县城医院见过一个跳楼自杀的人，也是这样的笑容。
家属通知了吗？我机械地问。
赵铁柱家里就一个老娘，王大山有个老婆和两个孩子，李有才...老马顿了顿，他老婆跟人跑了，剩个瘫痪的老爹。
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我胸口。三户人家，都和张家一样穷得叮当响。我的胃里翻涌起一阵酸水，想起昨天李秀兰跪地磕头的样子，想起那十万块钱。
按标准，每人三万。我说。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周围几个帮忙抬尸体的工人突然停下动作，互相交换着眼色。那眼神让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饿狼——计算、等待、蓄势待发。
老马清了清嗓子：陈老板，昨天张家...
特殊情况。我打断他，声音不自觉地提高，张德顺在我矿上干了五年！
沉默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一个年轻工人突然冷笑了一声，被老马瞪了一眼后低下头。但那一瞬间的笑声已经足够让我毛骨悚然——那里面没有悲伤，只有嘲讽。
我逃回办公室，锁上门，从抽屉里摸出半瓶白酒灌了两口。酒精灼烧着喉咙，却浇不灭脑海里那些画面：张德顺被压碎的上半身，赵铁柱诡异的笑容，工人们闪烁的眼神...
电话突然响起，我吓得差点摔了酒瓶。是买家刘老板，说想尽快签煤矿转让合同。
明天，就明天！我对着话筒喊道，声音嘶哑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挂掉电话，我瘫在椅子上，盯着墙上的安全规章发呆。第一条就是禁止进入废弃巷道，用红笔圈了出来。我记得这是上个月安全会议后老马贴上去的。
窗外传来工人们的窃窃私语。我悄悄拉开一条窗帘缝，看到五六个工人围在一起，老马站在中间说着什么。一个瘦高个突然抬头看向我的窗口，我赶紧缩回身子，心跳如鼓。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噩梦。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天平上，一头堆着成捆的钞票，另一头躺着张德顺和赵铁柱他们。无论我往钞票那边加多少重量，死人那边总是更沉。最后天平断了，我坠入无底深渊，下面全是伸着手要钱的人...
凌晨三点，我浑身冷汗地惊醒，决定立刻离开这里。简单收拾了几件行李，我轻手轻脚地走向停车场。经过工棚时，我听到了说话声。
...十万啊！我种十年地都攒不下这么多。
老赵他们运气真好，赶上陈老板发善心...
屁！现在又变回三万了。
那也得试试，三万也比活着强。我爹的药钱...
我僵在原地，血液几乎凝固。这些话证实了我最可怕的猜想——这些是有意的。我的十万元不是救了张家，而是给其他绝望的人指了条。
轮胎碾过碎石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后视镜里，几个黑影从工棚里钻出来，站在月光下望着我的车远去。他们的脸看不清，但我知道一定带着那种计算的眼神。
三天后，转让手续办完了。刘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老陈，你这矿不错，就是工人有点怪，老往危险地方钻。
我喉咙发紧：安全措施一定要到位...特别是废弃巷道。
放心！刘老板大笑，我干这行二十年，规矩懂得很——三万一条命，童叟无欺。多一分不给，少一分不行。
这句话像刀一样扎进我心里。原来在这个行业里，人命有价是公开的秘密，而我的错误就是打乱了这个市场价格。
离开县城前，我鬼使神差地又去了趟张家沟。远远地，我看见李秀兰在院子里晾衣服，两个孩子在一旁玩耍。瘫痪的老人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晒太阳。十万元让他们的生活有了些许起色——新糊的窗户纸，晾衣绳上的新衣服，孩子手里的糖果...
我的视线模糊了。这是三条人命换来的景象。
回城的路上，收音机里播放着一起建筑工地事故的新闻。记者说承包商地给了遇难者家属五万元赔偿。我猛地关掉收音机，胃里一阵绞痛。
二十年后，当我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看着智利矿难的新闻时，那种绞痛又回来了。我翻开通讯录，找到老马的电话——多年前就变成了空号。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告诉新工人，这里的人命是多少。
窗外，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数字——智利政府承诺给每个遇难矿工家属赔偿折合人民币约八十万元。这个数字会让多少绝望的人心动？
我颤抖着合上电脑。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一定又有人在做着和我当年一样的噩梦。天平永远不会平衡，因为生命的重量，从来就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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