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扫过营区西南角的松木箱，箱口又塞进几张纸条。张定远伸手取出，最上面一张写着：“我想家了，想我媳妇腌的萝卜。”他看完，轻轻叠好，放入怀中。远处士卒们收拾器械的声音传来，有人哼起了家乡小调，不成曲，但敞亮。他站在原地没动，目光落在木箱上。箱身是新砍的松木，边角粗糙，但结实。他伸手摸了摸箱沿，指尖沾了点木屑。
他转身朝议事台方向走去，脚步比前几日轻了些。路过营房时，听见一间屋里有人低声念信，念的是家书。他没停下，继续往前走，直到中军帐前。文书兵已候在门口，见他走近，低头行礼。张定远点头，问道：“今日各队轮休安排可定了？”“回将军，三队、五队、七队今日歇工，午时后自由活动。”“好。”他顿了顿，“去把各队带队官叫来，就在中央空地集合。”
半个时辰后，阳光正洒在演武场东侧那片平整的泥地上。三队、五队、七队的士卒陆续聚拢，有的坐在石墩上，有的靠在旗杆旁，手里还拿着未擦干的刀布。带队官列队站定，向张定远抱拳行礼。他抬手示意不必多礼，随后走到人群前方，环视一圈。
“这几日大家精神都稳住了，操练不误岗，这是我最放心的一件事。”他声音不高，也不激昂，像平常说话一样，“可我也看出来了，你们吃饭坐一桌，操练排一列，可话还是少。一个锅里搅勺子，却不晓得对方从哪来，家里有几口人，过年祭祖拜不拜关公——这不行。”
底下有人抬头看他，有人低头搓手，没人接话。他不急，从腰间解下水囊，喝了一口，接着说：“我打小在北边军户庄子长大。我们那儿，腊月三十夜里，全家不睡，叫‘守岁’。男丁披甲持棍，在院里走阵形，说是防贼，其实是练胆。老人说，年兽怕响动，也怕人齐心。人不散，阵不乱，鬼神都绕着走。”他说完，笑了笑，“我头一回守岁，才六岁，冻得直跳脚，可看见爹和叔伯们一圈圈走，心里就踏实。”
人群里有个福建籍的士卒，原本靠着旗杆打盹，听到这话睁开了眼。旁边浙江兵瞥了他一眼，低声问：“你们那儿过年也这样？”那人摇摇头：“我们初一拜妈祖，抬神轿游街，锣鼓响一天。倭寇来之前，年年都办。”声音不大，可前后几人都听清了。
张定远听到了，没打断，只继续说：“咱们戚家军，兵来自五湖四海。有山东汉子，有闽南渔民，有浙东猎户。姓不同，话音不一样，可有一点是一样的——咱们都见过倭寇烧村，都听过百姓哭嚎，都是为了不让家里人再遭这个罪，才穿上这身甲。”他停顿了一下，“从今往后，每三日休整期，设个‘文化日’。各队推一个人，讲讲自己老家的事：节庆怎么过，英雄怎么传，山川怎么走。不强求，自愿上台。讲得好，伙房加一顿肉菜。”
底下开始有人交头接耳。一个老兵嘟囔：“打仗靠的是刀枪，不是嘴皮子。”声音不小，周围几个人都听见了。张定远顺着声音看了过去，那人立刻低头，可他没责备，只说：“你说得对，刀枪是命根子。可你知道你旁边这个人，为什么肯替你挡箭？因为他爹死在倭寇刀下，跟你一样恨；因为他娘拜的神，跟你过年供的是一尊。你不晓得他的根，怎么信他的背？”
这话落下，场中静了一瞬。接着，有个年轻士卒举手：“将军，我能讲吗？我就怕讲不好。”“能。”张定远答得干脆，“讲什么都可以。哪怕就说一句‘我们那儿管米饭叫白饭，不叫米粥’，也算开了口。”
散场后，他召来后勤官，低声交代几句。傍晚时分，传令兵跑遍各营，宣布明日傍晚将在中央空地举行首场“文化日”集会，并由民间说书人老李入营讲述“闽浙沿海抗倭十杰”的真实事迹。消息传开，不少士卒围在公告板前议论。“老李？是不是城里茶馆那个？”“听说他讲张巡守睢阳，能把人讲哭。”“这次讲的是真人真事，不是瞎编的演义。”“那得去听听。”
次日午后，张定远巡查营区。他没穿铠甲，只披了件旧布袍，腰间仍挂剑。走到三队帐篷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掀帘一看，七八个士卒围坐一圈，中间摆着半碗剩饭，一个瘦高个正在讲：“……所以我们那儿，清明不上坟，先人骨灰罐子供在祠堂。那天倭寇杀进来，族老抱着罐子死守门厅，硬是没让贼踏进一步。后来火一起，他跟十三个兄弟一块烧在里面。临死前喊的不是救命，是‘点香！’”他说完，低头扒了口饭，没人接话，可气氛变了。有人拍了拍他的肩，另一个说：“你们那儿的人，硬气。”
张定远没进去，只在帘外站了片刻，然后转身离开。他又去了五队营地，听见有人用南腔北调学唱一段渔歌，虽不成调，可一群人跟着笑。七队那边更热闹，几个士卒围着一个老兵，听他讲义乌矿工如何用铁钎和藤盾自卫抗暴，说到激烈处，有人站起来比划动作。他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没惊动，默默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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