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四月十七，凌晨。
旅顺口还在沉睡，薛超已经站在码头上。海风裹着浓雾扑在脸上，连三步之外的船影都看不真切。他握着一块旧怀表，借着灯笼的微光看时间——凌晨四时三刻，离涨潮还有半个时辰。
“管带，雾太大了。”‘海鸥’号的舵手赵老四走过来，说话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这时候出海，怕是连航道都看不清。”
薛超抬头看了看天，浓雾压得很低，像一床湿透的棉被盖在港口的头顶上。远处炮台上的灯火只剩下模糊的一团光晕，连山影都分辨不出。
“这雾什么时候能散？”他问。
赵老四摇头：“这季节的平流雾，不好说。运气好辰时就散，运气不好能闷一整天。去年四月有一回，一连三天没见着太阳。”
薛超沉默着。按照计划，他今天要带着“海鸥”号和“信天翁”号出海，测试冯墨研制的那套新式通讯设备。说是“新式”，其实就是两套经过改进的信号灯和几面特制的信号旗，配合一套编码本，可以在能见度尚可的条件下实现十海里以内的通讯。
这套东西放在后世不值一提，但在光绪二年的大清海军里，已经算是“先进装备”了。北洋水师各舰之间主要靠旗语和灯光联络，通讯距离有限，遇到大雾天气基本就断了联系。冯墨搞的这套东西，不过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了优化，加了一套更系统的编码规则。
但就是这点优化，也足够让醇亲王觉得“试验处没白设”。
“管带，要不等等？”赵老四试探着问，“等雾散了些再走？”
薛超摇头：“不等。辰时之前必须出港，午后要赶到蛇岛附近测试通讯，傍晚之前返航。这是给醇亲王报上去的计划，改不得。”
他没说出口的是，这次出海除了测试通讯设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观察俄国船只的活动。最近几天，旅顺港外的俄国船越来越多，名义上是“科考”和“援建”，实际上在做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醇亲王要的是“可呈御览的成绩”，陈远要的是“可作凭证的情报”。他薛超夹在中间，两头都不能耽误。
“传我的令，五时整起锚出港。”薛超拍了拍赵老四的肩膀，“雾大就慢些走，沿着岛岸线慢慢摸出去，总比在码头上干等着强。”
赵老四答应一声，转身去传令。码头上顿时忙碌起来，水兵们提着灯笼来回奔走，解开缆绳，收起跳板，锅炉开始升火，烟囱里冒出淡淡的黑烟，很快就被浓雾吞没了。
薛超登上“海鸥”号，站在舰桥一侧，看着“信天翁”号在雾中若隐若现的轮廓。那艘船的管带姓林，叫林永升，是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的年轻人，比他小两岁，但已经在海上跑了五年。醇亲王把这个人调来快艇队，说是“充实人才”，实际上也是安插自己的人。
陈远对林永升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可用，但不可全信。”
薛超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可用，说明这个人有本事；不可全信，说明他的忠心还在醇亲王那边，不是自己人。
这年头，谁又是谁的“自己人”呢？
“管带，一切就绪。”大副跑过来报告，“可以起锚了。”
薛超点点头：“起锚，慢速出港。”
铁锚破水而出的声音在雾中显得格外沉闷。两艘快艇一前一后，缓缓驶离码头，沿着航标指示的航道向外港驶去。岸上的灯火越来越远，最终彻底消失在浓雾里，四周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
薛超掏出怀表看了一眼：五时一刻。
他又掏出那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在上面记下一行字：
“四月十七，五时一刻，出港。大雾，能见度不足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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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一直到辰时三刻才渐渐散去。
太阳从东边的云层后露出半张脸，把海面染成一片碎金。薛超站在舰桥上，举着望远镜朝四周扫视。东南方向，老铁山的轮廓清晰可见，山顶的灯塔在阳光下闪着白光。西北方向，几艘渔船的帆影点缀在海面上，像是散落的贝壳。
“信天翁”号跟在“海鸥”号右后方约两百丈的位置，船头的信号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打旗语，让他们靠到一百丈以内。”薛超吩咐大副，“准备测试信号灯通讯。”
大副爬上桅杆平台，挥动两面信号旗。不一会儿，“信天翁”号开始加速，船头微微左转，逐渐缩短两船之间的距离。
薛超让人把那套新式的信号灯搬上舰桥。那是一个经过改装的多色信号灯，灯罩可以更换红、绿、白三种颜色的玻璃片，配合一套简单的编码，可以传递几十种预设信息。冯墨在灯里加了一组铜制反光罩，把光线的有效距离从原来的5海里增加到了8海里，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进步。
“先测试最基本的——航向、航速、方位。”薛超对操作信号灯的水兵说，“按编码本上的第一套方案发。”
水兵点点头，开始转动灯罩。红、白、绿三色光按照特定的节奏闪烁，在晨光中不太显眼，但用望远镜看能分辨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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