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四月十七,凌晨。
旅顺口还在沉睡,薛超已经站在码头上。海风裹着浓雾扑在脸上,连三步之外的船影都看不真切。他握着一块旧怀表,借着灯笼的微光看时间——凌晨四时三刻,离涨潮还有半个时辰。
“管带,雾太大了。”‘海鸥’号的舵手赵老四走过来,说话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这时候出海,怕是连航道都看不清。”
薛超抬头看了看天,浓雾压得很低,像一床湿透的棉被盖在港口的头顶上。远处炮台上的灯火只剩下模糊的一团光晕,连山影都分辨不出。
“这雾什么时候能散?”他问。
赵老四摇头:“这季节的平流雾,不好说。运气好辰时就散,运气不好能闷一整天。去年四月有一回,一连三天没见着太阳。”
薛超沉默着。按照计划,他今天要带着“海鸥”号和“信天翁”号出海,测试冯墨研制的那套新式通讯设备。说是“新式”,其实就是两套经过改进的信号灯和几面特制的信号旗,配合一套编码本,可以在能见度尚可的条件下实现十海里以内的通讯。
这套东西放在后世不值一提,但在光绪二年的大清海军里,已经算是“先进装备”了。北洋水师各舰之间主要靠旗语和灯光联络,通讯距离有限,遇到大雾天气基本就断了联系。冯墨搞的这套东西,不过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了优化,加了一套更系统的编码规则。
但就是这点优化,也足够让醇亲王觉得“试验处没白设”。
“管带,要不等等?”赵老四试探着问,“等雾散了些再走?”
薛超摇头:“不等。辰时之前必须出港,午后要赶到蛇岛附近测试通讯,傍晚之前返航。这是给醇亲王报上去的计划,改不得。”
他没说出口的是,这次出海除了测试通讯设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观察俄国船只的活动。最近几天,旅顺港外的俄国船越来越多,名义上是“科考”和“援建”,实际上在做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醇亲王要的是“可呈御览的成绩”,陈远要的是“可作凭证的情报”。他薛超夹在中间,两头都不能耽误。
“传我的令,五时整起锚出港。”薛超拍了拍赵老四的肩膀,“雾大就慢些走,沿着岛岸线慢慢摸出去,总比在码头上干等着强。”
赵老四答应一声,转身去传令。码头上顿时忙碌起来,水兵们提着灯笼来回奔走,解开缆绳,收起跳板,锅炉开始升火,烟囱里冒出淡淡的黑烟,很快就被浓雾吞没了。
薛超登上“海鸥”号,站在舰桥一侧,看着“信天翁”号在雾中若隐若现的轮廓。那艘船的管带姓林,叫林永升,是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的年轻人,比他小两岁,但已经在海上跑了五年。醇亲王把这个人调来快艇队,说是“充实人才”,实际上也是安插自己的人。
陈远对林永升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可用,但不可全信。”
薛超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可用,说明这个人有本事;不可全信,说明他的忠心还在醇亲王那边,不是自己人。
这年头,谁又是谁的“自己人”呢?
“管带,一切就绪。”大副跑过来报告,“可以起锚了。”
薛超点点头:“起锚,慢速出港。”
铁锚破水而出的声音在雾中显得格外沉闷。两艘快艇一前一后,缓缓驶离码头,沿着航标指示的航道向外港驶去。岸上的灯火越来越远,最终彻底消失在浓雾里,四周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
薛超掏出怀表看了一眼:五时一刻。
他又掏出那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在上面记下一行字:
“四月十七,五时一刻,出港。大雾,能见度不足百步。”
---
雾一直到辰时三刻才渐渐散去。
太阳从东边的云层后露出半张脸,把海面染成一片碎金。薛超站在舰桥上,举着望远镜朝四周扫视。东南方向,老铁山的轮廓清晰可见,山顶的灯塔在阳光下闪着白光。西北方向,几艘渔船的帆影点缀在海面上,像是散落的贝壳。
“信天翁”号跟在“海鸥”号右后方约两百丈的位置,船头的信号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打旗语,让他们靠到一百丈以内。”薛超吩咐大副,“准备测试信号灯通讯。”
大副爬上桅杆平台,挥动两面信号旗。不一会儿,“信天翁”号开始加速,船头微微左转,逐渐缩短两船之间的距离。
薛超让人把那套新式的信号灯搬上舰桥。那是一个经过改装的多色信号灯,灯罩可以更换红、绿、白三种颜色的玻璃片,配合一套简单的编码,可以传递几十种预设信息。冯墨在灯里加了一组铜制反光罩,把光线的有效距离从原来的5海里增加到了8海里,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进步。
“先测试最基本的——航向、航速、方位。”薛超对操作信号灯的水兵说,“按编码本上的第一套方案发。”
水兵点点头,开始转动灯罩。红、白、绿三色光按照特定的节奏闪烁,在晨光中不太显眼,但用望远镜看能分辨清楚。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