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海防快艇”的密折，如同在沉闷的夏夜炸响的第一声惊雷。紫禁城的平静表象被骤然撕裂，露出底下汹涌的暗流。朝会之上，以醇亲王为首的一批少壮宗室、部分忧心海防的清流言官，与以恭亲王、李鸿章为代表的持重派及利益相关者，爆发了自西征以来最激烈的争论。
“倭患迫在眉睫，陈远所奏，乃救急务实之策！造小艇，费省而速成，能保我沿海门户，何乐不为？”醇亲王奕譞难得地言辞激烈，在朝堂上据理力争。
“王爷此言差矣！”李鸿章出列反驳，面色沉静却语带锋芒，“水师建设，国之大事，岂同儿戏？陈远所言‘快艇’，不过泰西二三流之‘蚊炮船’，于外海决战毫无用处，仅能守港。且骤然兴造数十艘，所需钢料、机器、工匠几何？靡费又几何？如今西北善后需款，河工赈灾需款，处处捉襟见肘，岂能再开此等无底洞？更遑论其言‘一年可成’，实为妄语，蛊惑圣听！”
“李中堂！”一位被醇亲王拉拢的御史高声接口，“北洋购舰，靡费千万，却弊案丛生，所得舰船究竟堪用否？陈远所请，乃自造之策，可免洋人挟制，工匠、钢料皆可取自国内，利权不致外溢！且造价低廉，纵有耗费，亦远低于向外洋购舰之巨资！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双方引经据典，互相攻讦，焦点看似在“快艇”本身，实则关乎朝廷未来国防战略的走向、巨额资源的分配，以及更深层的权力格局洗牌。慈禧太后高坐帘后，听着下面的争吵，手指缓缓捻动佛珠，迟迟未发一言。陈远的提议，戳中了她的隐忧（海防、倭患）和喜好（省钱、自造、可控），但李鸿章等人的反对也并非全无道理，尤其是“靡费”和“是否真能速成”两点。
最终，太后开了金口，声音透过珠帘传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吵什么？海防是要紧，银子也是要紧。陈远。”
“臣在。”陈远出列。
“你的法子，听着是那么个理儿。但李中堂他们说的，也不全是虚言。这么着，你也别光说，做出来给朝廷瞧瞧。拨你一笔款子，不算多，就在天津机器局或你西山那儿，先照着你的法子，试造一两艘出来。要快，要好用，更要让大伙儿看看，是不是真像你说的那么省、那么灵。成了，再议扩大；不成，也就当是个教训。”她又转向醇亲王和李鸿章，“老六，少荃，你们也盯着点，该帮衬的帮衬，该把关的把关。都是为了朝廷。”
这看似折中、实则蕴含着无限机锋的旨意，让朝堂瞬间安静下来。陈远得到了一个有限的“试点”机会，但被套上了“限期验证”、“费用受限”、“多方监督”的紧箍咒。醇亲王获得了部分主导权，却要与李鸿章共同“把关”。李鸿章虽未能阻止，却获得了监督和掣肘的合法身份，并成功将项目规模压制在“试点”层面。
一场朝争，看似没有赢家，却让每个人都站到了新的、更微妙的位置上。对陈远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更大的陷阱。
太后的旨意一下，陈远立刻行动。他深知，这“试点”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他未来的生死存亡。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用有限的经费，造出一艘能令朝野信服的“样板船”。
地点选在了天津机器局，这里靠近港口，便于获取材料和海试，且比西山更“公开”，符合“接受监督”的要求。但陈远只从西山带来了最核心的工匠和部分关键部件加工设备，由冯墨亲自带队。船体钢壳的轧制、铆接，则充分利用机器局现有能力，他派来的工匠更多是进行技术指导和关键工序把控。
图纸是他结合后世浅水炮艇理念和当前技术条件反复优化过的，力求结构简单坚固，适航性满足近海要求。武器系统是核心——他调来了两门最新改良的、重量较轻的“惊蛰一式”衍生型速射炮，并为其设计了可旋转的简易炮座。
整个项目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效率和压力下展开。陈远几乎常驻天津，亲自协调各方，解决技术难题。醇亲王派来的“帮衬”官员（实为监督和捞取功劳）被他巧妙地安排去负责物料采购和对外联络等外围事务。李鸿章派来的“把关”人员则被冯墨用极其专业、又极其繁琐的技术细节和试验数据缠住，难以深入核心。
然而，挑战依然巨大。新型轻量化炮座的强度测试失败了一次，不得不紧急重新设计加固。预定的蒸汽机供应商临时提价，陈远当机立断，通过胡雪岩从上海高价抢购了一台二手但性能尚可的英国机器。工期一天天迫近，经费也开始捉襟见肘，陈远不得不自掏腰包（通过胡雪岩的秘密渠道）填补缺口。
这是一场赌博，赌的是他超越时代的技术眼光和手下团队的执行力，赌的是在朝廷失去耐心、或对手找到致命破绽之前，能将这艘寄托了太多希望的“快艇”推下水。
杨芷幽乘坐的走私船，在群岛和雾气中航行了七八日。船上的生活枯燥而警惕，水手们言语粗俗，但对她们这些“落难客”还算守规矩，拿了钱，便按约定提供基本的食物和一处拥挤的舱位。杨芷幽尽量降低存在感，小心观察。她发现这艘船并不仅仅走私货物，似乎也充当某种隐秘的信使或中间人，曾在两个不同的荒僻小岛短暂停靠，与岛上形迹可疑的人交换过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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