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子放下笔，手机震动了一下。外事组发来消息，三位国际代表已经到楼下，正在登记信息。
他起身整理了下衣服，把桌上的文件重新摆正。那份写着“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国际交流草案”的文件被他拿在手里，翻到最后一页，确认签名栏还是空的。他没急着填，合上文件夹，朝会议室走去。
会议室外，技术部的两位专家已经在等。一人抱着笔记本电脑，另一人手里拿着几份打印好的流程图。见老夫子来了，他们点了点头，没说话。
门推开时，三位国际代表已经坐在长桌一侧。中间那位女性穿着深灰色西装，抬头看了眼门口，目光落在老夫子手中的文件夹上。她没起身，但微微颔首。
老夫子走到主位坐下，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打开投影仪遥控器。
“你们想先听我们做了什么，还是想先问问题？”他直接开口。
女性代表说：“我们看过新闻，也读了你们发布的草案全文。但我们更想知道——这三个月里，真实发生了什么。”
老夫子点头，按下手里的遥控器。屏幕亮起，播放一段视频。画面里是一家儿童心理助手企业的后台数据变化曲线，用户投诉量从每周二十多条降到个位数；另一段是老年陪伴机器人开启知情确认机制后的使用反馈，老人子女主动留言感谢系统没有擅自上传对话记录。
视频放完，没人说话。
北欧来的男性代表开口：“这些企业愿意公开数据，是因为信任你们，还是因为协议强制？”
“都不是。”老夫子说，“是因为他们自己看到了改变。有一家公司在上线新机制第三天，收到一封家长邮件，说孩子昨晚说了‘不想活了’，但AI没有报警，而是引导他说出原因，并建议联系心理咨询师。第二天，家长打来电话，说那次对话救了他们的家庭。”
他顿了顿，“他们愿意公开这段经历，不是因为我们要求，是他们觉得这事值得让人知道。”
亚太区的负责人翻了下手里的资料，“但你们的标准里有一条，要求所有交互必须经过三次确认才能留存数据。有企业反映，操作太繁琐，影响效率。”
技术部专家接过话：“我们做过测试，平均每次多花七秒。但这七秒避免了八十七次误记录，其中六次涉及未成年人情绪波动。效率确实慢了一点，但出错的成本降得更多。”
女性代表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审计日志截图，“这套系统真的对所有企业开放审查权限？包括你们的对手？”
“可以。”技术部专家打开一个网页链接，“这是开源代码库，任何人都能查看更新记录。上个月有家企业怀疑我们后台偷偷收集数据，自己派工程师进来查了三天，最后写了篇报告，标题叫《我们错了》。”
会议室里有人轻笑。
老夫子说：“我们不控制谁用什么技术，也不规定产品怎么做。我们只划一条线——有些事不能做。比如不能利用用户的绝望推荐商品，不能在别人失眠的时候弹出药物广告，不能假装关心你却把每一句话记下来卖出去。”
女性代表慢慢点头，“听起来简单，但执行起来不容易。很多国家还在争论该不该管，你们已经开始做了。”
“不是我们想当裁判。”老夫子说，“是我们看到有人受伤了。规则不是为了限制谁，是为了让所有人能继续往前走。”
北欧代表翻开自己的笔记，“如果我们要参考这套体系，在我们那边落地，你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不是技术。”老夫子说，“是说服大家相信——慢一点没关系，只要走得稳。”
会议节奏开始变快。问题一个接一个来。
有没有企业钻空子？有。怎么处理？公开通报，暂停接入资格，直到整改完成。
中小企业负担重怎么办？提供免费技术支持，简化初期版本，允许分阶段达标。
会不会变成大公司打压小公司的工具？不会。因为审核标准公开，流程透明，任何企业都能申请复核。
说到这儿，老夫子看向技术部专家，“把昨天那封邮件念一下。”
专家点头：“昨天下午四点，一家刚完成改造的企业发来消息，说他们发现系统里有个旧模块可能绕过确认流程。他们主动上报，申请重新审计。邮件最后一句是：‘我们不想赢在速度上，想赢在安心上。’”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女性代表合上本子，“我们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危机公关后的补救行动。但现在看，你们是真的在建一套新的规则。”
“也不是多新鲜的东西。”老夫子说，“就是把一些本来就应该做到的事，重新做一遍。”
茶水续了第二轮。投影切换到一张新图表，显示十四家试点企业的综合运行指标。整体投诉率下降百分之六十，用户留存率上升百分之九，融资成功率提升明显。
“这不是奇迹。”老夫子指着数据，“是信任积累的结果。当用户知道你不会骗他，他才愿意继续用你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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