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间,锦州城东南方向五公里处,浑河南岸的“老鸹岭”。
岭高不过百米,却是方圆十几里内的制高点。岭上原有一座废弃的烽火台,如今只剩半截土墩。此刻,土墩阴影里趴着七个人。
为首的是水生。
他伏在一处天然形成的岩石凹槽中,身前架着一具缴获的日制九三式十三倍炮队镜。镜筒指向西北方向,那里,锦州城的轮廓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若隐若现。
水生已经在这里趴了整整二十个小时。
眼皮几乎要粘在一起,他用力眨了眨眼,从怀里摸出一小块辣椒,塞进嘴里。辛辣的味道瞬间冲上鼻腔,刺激得眼泪直流,困意被强行驱散。
“组长,喝点水。”身边年轻的观察手赵小川递过一个军用水壶。
水生接过,只抿了一小口——水在零下的寒夜里会结冰,必须省着喝。他抬手看了看腕表:凌晨三点十七分。距离总攻还有不到三个小时。
“换班。”水生低声说,“小川,你盯正北城墙中段到东段。大山,你盯西段到西南角。其他人抓紧时间活动手脚,补充热量。”
命令下达,队伍无声地执行。
这支七人小组是“雪狼”最精锐的狙击侦察分队,除了水生和赵小川,还有五个从各纵队抽调的神枪手:郭大山、王栓柱、刘文贵、孙德胜、陈老四。每个人都经过至少三个月的狙击专业训练,能在四百米内命中人形靶头部。
他们的任务不是狙杀——至少现在不是。而是观察、记录、分析。
水生调整炮队镜的角度,对准锦州城中心偏北的一片区域。那里是原伪满锦州省公署大楼,根据地下党情报,现在应该是国民党锦州守军的核心指挥区域。
镜筒里,世界被拉近到眼前。
首先是灯光。
城里大部分区域漆黑一片——守军实行了严格的灯火管制。但有几个地方例外:省公署大楼有三扇窗户透着昏黄的光;大楼西侧约两百米处的一排平房,门口挂着汽灯;东南方向约一公里,隐约可见探照灯的光柱偶尔扫过天空,那里应该是城墙上的高射炮阵地。
水生从怀里掏出笔记本和铅笔。本子用油布包了三层,防止受潮。他借着微弱的月光,在本子上快速勾勒出灯光分布简图,标注时间和亮度变化。
“记录:凌晨三点二十分,省公署大楼三层东侧第二窗灯光熄灭。该窗昨日同一时间亮灯,推测为高级军官办公室或寝室。”
声音很低,几乎是气声。身边的赵小川立即在自己的本子上记下。
观察继续。
四点整,城墙上的探照灯规律性地扫过城外。水生默默计数:从东到西,每盏灯扫完一个扇面需要三十秒,间隔十五秒后反向扫回。一共八盏灯,覆盖了整个南城墙和部分东南、西南方向。
但有盲区。
水生盯着炮队镜,发现东南角城墙拐弯处,两盏探照灯的扫射扇面之间存在一个大约十度的重叠盲区——由于角度问题,两盏灯都照不到那片区域。时间很短,每次只有五到六秒,但足够了。
他在笔记本上精确标注了盲区位置和出现时间。
“记录:东南角城墙,坐标约Y-7区域,探照灯盲区,每日凌晨四时零三分至四时零八分出现,持续约五秒。”
赵小川低声重复确认,然后记录。
这不是水生小组发现的第一处盲区。过去二十个小时里,他们已经记录了七处类似的防御漏洞:探照灯扫射间隙、哨兵换岗时间、巡逻队路线交叉点……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在未来几小时的战斗中挽救无数生命。
但最重要的情报还没有出现。
水生调整炮队镜,对准省公署大楼西侧那排亮着汽灯的平房。地下党情报说,那里可能是守军的通讯中心或临时指挥部。但需要证实。
他需要看到更多细节:进出人员的军衔、携带的物品、车辆往来频率……
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凌晨四点三十,平房的门开了。一个披着大衣的人走出来,站在门口抽烟。借着汽灯光,水生看清了那人的肩章:两杠三星,上校。
“记录:平房区域出现上校军官一名,特征:中等身材,戴眼镜,左脸有痣。出门吸烟,未携带文件包。”
上校抽完烟,转身回去。门关上前的一刹那,水生瞥见室内景象:至少有三台电台的天线,还有两个士兵正在操作某种仪器——可能是电报机或电话交换机。
“基本确认,平房为通讯枢纽。”水生说,“至少有电台三台,工作人员不少于五人。”
赵小川飞快记录。
就在这时,郭大山那边传来压低的声音:“组长,西城墙有动静。”
水生立即将炮队镜转向西侧。镜筒里,西城墙中段一处垛口后,隐约可见几个人影在晃动。不是巡逻队——巡逻队通常两人一组沿固定路线行进。这是四五个人聚集在一起,似乎在搬运什么东西。
“放大倍数。”水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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