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间，锦州城东南方向五公里处，浑河南岸的“老鸹岭”。
岭高不过百米，却是方圆十几里内的制高点。岭上原有一座废弃的烽火台，如今只剩半截土墩。此刻，土墩阴影里趴着七个人。
为首的是水生。
他伏在一处天然形成的岩石凹槽中，身前架着一具缴获的日制九三式十三倍炮队镜。镜筒指向西北方向，那里，锦州城的轮廓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若隐若现。
水生已经在这里趴了整整二十个小时。
眼皮几乎要粘在一起，他用力眨了眨眼，从怀里摸出一小块辣椒，塞进嘴里。辛辣的味道瞬间冲上鼻腔，刺激得眼泪直流，困意被强行驱散。
“组长，喝点水。”身边年轻的观察手赵小川递过一个军用水壶。
水生接过，只抿了一小口——水在零下的寒夜里会结冰，必须省着喝。他抬手看了看腕表：凌晨三点十七分。距离总攻还有不到三个小时。
“换班。”水生低声说，“小川，你盯正北城墙中段到东段。大山，你盯西段到西南角。其他人抓紧时间活动手脚，补充热量。”
命令下达，队伍无声地执行。
这支七人小组是“雪狼”最精锐的狙击侦察分队，除了水生和赵小川，还有五个从各纵队抽调的神枪手：郭大山、王栓柱、刘文贵、孙德胜、陈老四。每个人都经过至少三个月的狙击专业训练，能在四百米内命中人形靶头部。
他们的任务不是狙杀——至少现在不是。而是观察、记录、分析。
水生调整炮队镜的角度，对准锦州城中心偏北的一片区域。那里是原伪满锦州省公署大楼，根据地下党情报，现在应该是国民党锦州守军的核心指挥区域。
镜筒里，世界被拉近到眼前。
首先是灯光。
城里大部分区域漆黑一片——守军实行了严格的灯火管制。但有几个地方例外：省公署大楼有三扇窗户透着昏黄的光；大楼西侧约两百米处的一排平房，门口挂着汽灯；东南方向约一公里，隐约可见探照灯的光柱偶尔扫过天空，那里应该是城墙上的高射炮阵地。
水生从怀里掏出笔记本和铅笔。本子用油布包了三层，防止受潮。他借着微弱的月光，在本子上快速勾勒出灯光分布简图，标注时间和亮度变化。
“记录：凌晨三点二十分，省公署大楼三层东侧第二窗灯光熄灭。该窗昨日同一时间亮灯，推测为高级军官办公室或寝室。”
声音很低，几乎是气声。身边的赵小川立即在自己的本子上记下。
观察继续。
四点整，城墙上的探照灯规律性地扫过城外。水生默默计数：从东到西，每盏灯扫完一个扇面需要三十秒，间隔十五秒后反向扫回。一共八盏灯，覆盖了整个南城墙和部分东南、西南方向。
但有盲区。
水生盯着炮队镜，发现东南角城墙拐弯处，两盏探照灯的扫射扇面之间存在一个大约十度的重叠盲区——由于角度问题，两盏灯都照不到那片区域。时间很短，每次只有五到六秒，但足够了。
他在笔记本上精确标注了盲区位置和出现时间。
“记录：东南角城墙，坐标约Y-7区域，探照灯盲区，每日凌晨四时零三分至四时零八分出现，持续约五秒。”
赵小川低声重复确认，然后记录。
这不是水生小组发现的第一处盲区。过去二十个小时里，他们已经记录了七处类似的防御漏洞：探照灯扫射间隙、哨兵换岗时间、巡逻队路线交叉点……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在未来几小时的战斗中挽救无数生命。
但最重要的情报还没有出现。
水生调整炮队镜，对准省公署大楼西侧那排亮着汽灯的平房。地下党情报说，那里可能是守军的通讯中心或临时指挥部。但需要证实。
他需要看到更多细节：进出人员的军衔、携带的物品、车辆往来频率……
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凌晨四点三十，平房的门开了。一个披着大衣的人走出来，站在门口抽烟。借着汽灯光，水生看清了那人的肩章：两杠三星，上校。
“记录：平房区域出现上校军官一名，特征：中等身材，戴眼镜，左脸有痣。出门吸烟，未携带文件包。”
上校抽完烟，转身回去。门关上前的一刹那，水生瞥见室内景象：至少有三台电台的天线，还有两个士兵正在操作某种仪器——可能是电报机或电话交换机。
“基本确认，平房为通讯枢纽。”水生说，“至少有电台三台，工作人员不少于五人。”
赵小川飞快记录。
就在这时，郭大山那边传来压低的声音：“组长，西城墙有动静。”
水生立即将炮队镜转向西侧。镜筒里，西城墙中段一处垛口后，隐约可见几个人影在晃动。不是巡逻队——巡逻队通常两人一组沿固定路线行进。这是四五个人聚集在一起，似乎在搬运什么东西。
“放大倍数。”水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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