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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二年至泰安四年（公元229-231年），洛阳。
时光如渭水东流，平静而坚定地冲刷着战乱的痕迹。自郭淮之乱平定、陈砥正式摄政以来，转眼已近三载。这三年间，天下无大战，新生的吴王朝如同一位精心调理的病后巨人，在摄政太子陈砥的主持下，系统性地修复着战争创伤，梳理着内部肌理，积蓄着更为磅礴的力量。
政治上，架构日臻完善。
在陆逊、辛毗等重臣辅佐下，陈砥逐步推进官制改革。于中央，强化尚书台、中书省、门下省的职能与制衡，形成较为高效的决策-执行-审议流水线。大量选拔年轻才俊进入三省及各部为郎官、舍人，其中既有江东顾谭、陆抗、诸葛恪等勋贵之后，也有中原辛敞（辛毗之子）、杜预（杜恕之子）等学术新秀，更有通过新设的“制科”与地方察举选拔的寒门才士。东宫属官体系也日益庞大精干，成为培养未来官僚的摇篮。
地方上，彻底废除州郡兵制，实行军政分离。各州刺史、郡守专司民政、财政、教化，不得插手军务。军队由中央设立的都督府（赵云总领）统一指挥调度，划分为五大都督区：司隶雍凉都督区（赵云兼，镇长安，辖关中、陇右方向）、荆襄都督区（朱桓，镇襄阳，辖荆北、南阳）、淮南徐扬都督区（魏延，镇寿春，辖淮河沿线及江东）、青兖都督区（邓艾，镇邺城，辖河北、山东）、交广都督区（步骘，镇番禺，辖交州、南海）。各都督区下设军、镇、戍，层级分明，定期轮换驻防。
针对新附的并州、幽州，推行“掺沙子、稳过渡”策略。朝廷派遣大量文官担任郡县副职、教谕、税吏等，逐步建立直属于中央的行政、税收、司法体系。同时，保留王雄（幽州牧）、郭配（已迁洛）等人的爵位和部分荣誉性职务，其旧部中愿意效忠者经过整训，分散编入各军，不愿者给予田宅遣散。至泰安四年，北方诸州已基本实现政令统一，再无割据之忧。
经济上，恢复与发展并举。
连续三年推行“与民休息”之策。减免中原、关中、并州等新附之地赋税，鼓励流民返乡，官府提供种子、农具，甚至低息借贷（“青苗钱”）。兴修水利成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指标，在颍川、汝南修复鸿沟陂，在关中整修郑国渠、白渠，在河北疏浚漳水、滹沱河。至泰安四年秋，北方主要产粮区已基本恢复战前水平，甚至有所超出。
手工业与商业得到官方鼓励。设“工部丞”专管官营作坊（如洛阳的将作监、长安的织室、宛城的铁官），改进技术，生产优质兵器、甲胄、丝绸、漆器等。同时降低关津之税，整修驰道驿站，保护商旅安全。洛阳、长安、邺城、襄阳、建业逐渐成为区域贸易中心，南北货物往来日频。更令人瞩目的是，根据陈砥的授意和步骘的推动，在交州番禺（广州）、扬州吴郡（苏州）设立“市舶司”，鼓励海商，与林邑（占婆）、扶南（柬埔寨）、乃至更远的“身毒”（印度）商人进行贸易，犀角、象牙、珍珠、香料、琉璃等异域珍品开始较多地出现在中原市场，而丝绸、瓷器、茶叶则源源不断输出海外。
文化上，兼容并蓄，凝聚认同。
设立“崇文馆”，招揽各地名儒，整理典籍，编纂《泰安大典》（一部包罗经史子集的类书，规模宏大，尚在编撰中）。同时，在洛阳、长安、建业等地兴办官学，不仅教授儒家经典，亦设算学、律学、医学等实用科目。对于中原士族，陈砥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与包容，多次亲临辟雍讲学，与名士清谈，吸纳荀氏、陈氏、钟氏等家族子弟入朝。对于江东旧臣，则在保持其政治地位的同时，鼓励其子弟学习中原文化，促进融合。一项影响深远的规定是：所有官员子弟，若想荫补入仕，必须通过相应的经义或实务考试，打破了纯粹的门第壁垒。
三年的精心治理，成效显着。户口逐年回升，府库日益充盈，道路通畅，商旅不绝，百姓虽未至富足，但已基本摆脱战乱流离之苦，民间渐有“泰安之治”的称颂。朝堂之上，新旧官员经过磨合与制度约束，虽仍有派系痕迹，但大体能循章办事，争权夺利的激烈程度大为降低。陈砥的威望，也随着国势的稳步上升而日益巩固，从那个依靠父辈威望的年轻太子，真正成长为朝野公认的、沉稳干练的帝国掌舵人。
泰安四年秋，洛阳东宫。
陈砥正与陆逊、新任户部尚书杜恕（原汝南太守，政绩卓着）、工部侍郎马钧（原魏国巧匠，被发掘重用）商议今岁漕运与官营作坊事宜。
杜恕汇报：“殿下，今岁司隶、豫、兖、徐、雍等州夏粮丰收，仅司隶一地，太仓存粮已逾三百万石。然漕运压力巨大，尤其是关中粮食东运，三门峡段仍多险阻。臣与将作监商议，是否可仿效秦汉，于三门峡谷开凿栈道或尝试局部改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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