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得委婉,意思却很明白:打不过,投降吧,或许还能有个好下场。
夏侯玄却皱眉道:“刘侍中此言差矣!陛下乃大魏正统,天命所归!岂可因一时挫折,便轻言……退让?当召集忠义,固守洛阳,并诏令天下兵马勤王!并州郭淮、幽州王雄、关中夏侯霸,皆国家干城,岂能坐视不理?”
“勤王?”刘放冷笑,“夏侯太常,许昌二十万大军尚不能敌,洛阳兵马几何?粮草几何?并州郭淮被姜维所牵,幽州王雄远水难救近火,关中夏侯霸……其态度暧昧,未必肯来。即便来,又岂是吴军对手?届时城破,玉石俱焚,陛下安危何在?宗庙社稷何在?”
双方在殿上争论起来。曹芳看着争吵的臣子,只觉得一阵眩晕。他谁的话也不敢全信,只觉得前途一片黑暗。
最终,毫无主见的曹芳,在刘放、孙资等人的反复劝说和恐惧支配下,勉强同意:派使者前往许昌,“抚慰”吴公,并“商议”如何处置司马氏余党及“善后事宜”。这实际上,是变相的求和与试探。
消息传出,洛阳城中暗流更加汹涌。有人准备迎接新主,有人筹划逃亡,也有人暗中联络,意图最后一搏。
而在许昌,陈暮接到洛阳使者即将前来的消息,只是淡淡一笑。
“鱼儿,开始咬钩了。”他对身旁的陆逊和陈砥道,“不过,还不够。要让曹芳真正下定决心‘禅让’或彻底归附,还需要再加一把火。”
“父王的意思是?”陈砥问。
“两方面。”陈暮伸出两根手指,“其一,军事上,继续保持高压。令韩当在轩辕关做出随时可能进攻的姿态;令文聘向陈留施加更大压力;同时,放出风声,我军可能分兵渡河,袭击河北。要让他们感到,除了归顺,别无生路。”
“其二,政治上,扩大招降范围,尤其是司马懿旧部。”陈暮眼中闪过精光,“司马师、司马昭在我们手中,这便是最好的招牌。可让司马师写信,招降其父旧部,尤其是那些家眷在洛阳或我们控制区的将领。同时,对已归顺的颍川、汝南士族,给予切实优待,并让他们写信给洛阳、河北的亲朋故旧,宣扬我大吴仁德与实力。从内部瓦解其抵抗意志。”
陆逊赞道:“主公此策,攻心为上,正可事半功倍。此外,还可令‘涧’组织在洛阳散播流言,夸大我军实力,渲染恐慌,并透露‘吴公有意与陛下共治天下’、‘若能顺应天命,可保富贵’等消息,进一步动摇其心。”
“善!”陈暮点头,“便依此计。砥儿,司马师兄弟那边,你去办,要掌握分寸,既让他们出力,又不给其可乘之机。”
“儿臣明白。”
一场针对曹魏残余政权,融合了军事威慑、政治招抚、心理渗透的全面攻势,在许昌大捷的余威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原大地,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洛阳城中的那位少年天子,和他那摇摇欲坠的朝廷,还能在这风暴中支撑多久?
十一月二十六至三十,许昌及新附各城。
招降纳叛、整顿地方的工作,在陆逊、陈砥等人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进行。效果出乎意料地好。
首先是军队整合。两万多魏军俘虏,经过甄别,约有一万两千人愿意加入吴军(多为底层士卒或为生计所迫)。这些人被打散后,一部分补充入文聘、韩当、步骘各部缺额,一部分与新招募的颍川青壮混合,编成新的“颍川营”、“汝南营”,由吴军老将统领,开始进行整训。其余不愿从军的俘虏,发放少量钱粮路费,遣散回乡,但需在地方官府登记备案。
归降的魏军将领三十七人,经过审查,处决了五名民愤极大、血债累累的司马氏死党。剩余三十二人,根据其能力、声望及悔过态度,部分授予中下级军职(如校尉、都尉),置于吴军将领监管之下;部分转为地方治安官吏;还有几名年纪较大、声望较高的,则授予虚衔,供养起来,作为招揽人才的榜样。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魏国豫州刺史程延(原许昌太守)、前汝南太守杜恕(在平舆投降)的归顺。此二人皆是颍川、汝南本地大族出身,颇有威望。陈暮亲自接见,好言抚慰,仍以程延暂领颍川郡丞(太守由陆逊兼任),杜恕为汝南郡尉,协助吴军稳定地方。他们的归顺,带动了大量本地中小士族和官吏的效仿。
其次是对地方士族的笼络。陈暮采纳陆逊建议,在许昌举行了一次简朴但郑重的“招贤宴”,邀请归顺的颍川、汝南名士、豪族代表与会。席间,陈暮态度谦和,听取他们对恢复地方的意见,并当场宣布:减免颍川、汝南两地本年度赋税三成;承认士族原有田产(需登记纳税);设立“招贤馆”,凡有才学之士,无论出身,皆可投效,量才录用。
这些措施,极大缓解了本地精英阶层的抵触情绪。许多原本观望的士族,开始主动与吴军合作,提供钱粮、人力,甚至派遣子弟入军中或幕府效力。颍川荀氏、陈氏,汝南应氏等大族,都表达了归顺之意。地方行政体系,开始慢慢恢复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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