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得委婉，意思却很明白：打不过，投降吧，或许还能有个好下场。
夏侯玄却皱眉道：“刘侍中此言差矣！陛下乃大魏正统，天命所归！岂可因一时挫折，便轻言……退让？当召集忠义，固守洛阳，并诏令天下兵马勤王！并州郭淮、幽州王雄、关中夏侯霸，皆国家干城，岂能坐视不理？”
“勤王？”刘放冷笑，“夏侯太常，许昌二十万大军尚不能敌，洛阳兵马几何？粮草几何？并州郭淮被姜维所牵，幽州王雄远水难救近火，关中夏侯霸……其态度暧昧，未必肯来。即便来，又岂是吴军对手？届时城破，玉石俱焚，陛下安危何在？宗庙社稷何在？”
双方在殿上争论起来。曹芳看着争吵的臣子，只觉得一阵眩晕。他谁的话也不敢全信，只觉得前途一片黑暗。
最终，毫无主见的曹芳，在刘放、孙资等人的反复劝说和恐惧支配下，勉强同意：派使者前往许昌，“抚慰”吴公，并“商议”如何处置司马氏余党及“善后事宜”。这实际上，是变相的求和与试探。
消息传出，洛阳城中暗流更加汹涌。有人准备迎接新主，有人筹划逃亡，也有人暗中联络，意图最后一搏。
而在许昌，陈暮接到洛阳使者即将前来的消息，只是淡淡一笑。
“鱼儿，开始咬钩了。”他对身旁的陆逊和陈砥道，“不过，还不够。要让曹芳真正下定决心‘禅让’或彻底归附，还需要再加一把火。”
“父王的意思是？”陈砥问。
“两方面。”陈暮伸出两根手指，“其一，军事上，继续保持高压。令韩当在轩辕关做出随时可能进攻的姿态；令文聘向陈留施加更大压力；同时，放出风声，我军可能分兵渡河，袭击河北。要让他们感到，除了归顺，别无生路。”
“其二，政治上，扩大招降范围，尤其是司马懿旧部。”陈暮眼中闪过精光，“司马师、司马昭在我们手中，这便是最好的招牌。可让司马师写信，招降其父旧部，尤其是那些家眷在洛阳或我们控制区的将领。同时，对已归顺的颍川、汝南士族，给予切实优待，并让他们写信给洛阳、河北的亲朋故旧，宣扬我大吴仁德与实力。从内部瓦解其抵抗意志。”
陆逊赞道：“主公此策，攻心为上，正可事半功倍。此外，还可令‘涧’组织在洛阳散播流言，夸大我军实力，渲染恐慌，并透露‘吴公有意与陛下共治天下’、‘若能顺应天命，可保富贵’等消息，进一步动摇其心。”
“善！”陈暮点头，“便依此计。砥儿，司马师兄弟那边，你去办，要掌握分寸，既让他们出力，又不给其可乘之机。”
“儿臣明白。”
一场针对曹魏残余政权，融合了军事威慑、政治招抚、心理渗透的全面攻势，在许昌大捷的余威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原大地，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洛阳城中的那位少年天子，和他那摇摇欲坠的朝廷，还能在这风暴中支撑多久？
十一月二十六至三十，许昌及新附各城。
招降纳叛、整顿地方的工作，在陆逊、陈砥等人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进行。效果出乎意料地好。
首先是军队整合。两万多魏军俘虏，经过甄别，约有一万两千人愿意加入吴军（多为底层士卒或为生计所迫）。这些人被打散后，一部分补充入文聘、韩当、步骘各部缺额，一部分与新招募的颍川青壮混合，编成新的“颍川营”、“汝南营”，由吴军老将统领，开始进行整训。其余不愿从军的俘虏，发放少量钱粮路费，遣散回乡，但需在地方官府登记备案。
归降的魏军将领三十七人，经过审查，处决了五名民愤极大、血债累累的司马氏死党。剩余三十二人，根据其能力、声望及悔过态度，部分授予中下级军职（如校尉、都尉），置于吴军将领监管之下；部分转为地方治安官吏；还有几名年纪较大、声望较高的，则授予虚衔，供养起来，作为招揽人才的榜样。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魏国豫州刺史程延（原许昌太守）、前汝南太守杜恕（在平舆投降）的归顺。此二人皆是颍川、汝南本地大族出身，颇有威望。陈暮亲自接见，好言抚慰，仍以程延暂领颍川郡丞（太守由陆逊兼任），杜恕为汝南郡尉，协助吴军稳定地方。他们的归顺，带动了大量本地中小士族和官吏的效仿。
其次是对地方士族的笼络。陈暮采纳陆逊建议，在许昌举行了一次简朴但郑重的“招贤宴”，邀请归顺的颍川、汝南名士、豪族代表与会。席间，陈暮态度谦和，听取他们对恢复地方的意见，并当场宣布：减免颍川、汝南两地本年度赋税三成；承认士族原有田产（需登记纳税）；设立“招贤馆”，凡有才学之士，无论出身，皆可投效，量才录用。
这些措施，极大缓解了本地精英阶层的抵触情绪。许多原本观望的士族，开始主动与吴军合作，提供钱粮、人力，甚至派遣子弟入军中或幕府效力。颍川荀氏、陈氏，汝南应氏等大族，都表达了归顺之意。地方行政体系，开始慢慢恢复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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