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时，许昌四门及主要街市，贴出了盖有吴公大印的安民告示。告示以恳切又威严的言辞，宣布国贼司马懿伏诛，大吴王师入城，将竭力救民水火，恢复秩序。同时公布了赈济措施、治安禁令，并号召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归顺新朝。
许多惊魂未定的百姓聚在告示前，听着识字者的宣读，脸上渐渐露出希冀之色。当看到吴军士卒真的开始架设粥棚、搬运药材、帮助清理废墟时，怀疑与恐惧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疲惫与对安定生活的渴望。
一些藏匿的魏军溃兵和低级官吏，也偷偷观看告示，得知“限期自首免死”、“愿降者录用”的政策后，心思开始活络。
许昌，这座中原心脏，在经历最剧烈的阵痛后，开始尝试接受新的主宰，并试图在废墟上，萌发出第一丝新生的绿芽。
十一月二十二至二十五，短短四日间，以许昌为中心，政治与军事的冲击波迅速向整个颍川郡乃至更远的豫州、兖州部分区域扩散。
文聘率军东出，兵锋所指，长社、许田两城守将几乎未作抵抗，便开城请降。文聘依令，留少量兵马驻守，安抚官吏百姓，主力继续向陈留郡边界移动，做出威胁兖州腹地的姿态。陈留太守惊惧，紧闭城门，向洛阳告急，同时暗中派人联络文聘，试探口风。
韩当西北一路，更是势如破竹。颍阴（魏占）、阳翟等城，本就是颍川郡治所在，守军多为郡兵，战斗力与士气皆无法与许昌守军相比。闻听司马懿败亡，许昌天崩，哪里还有战心？韩当大军未至，使者持告示先到，便纷纷献城。韩当轻松接收数城，兵临颍川郡西北边界的“轩辕关”，此处已是司隶校尉部地界，遥望洛阳已不足百里。韩当并未冒进，而是扎下营寨，修缮关隘，摆出固守并威胁洛阳的架势。
步骘西南一路，主要任务是巩固后方。汝南郡经过连番大战，早已凋敝，除郡治平舆尚有部分魏军（杜恕部）负隅顽守外，其余县城望风归附。步骘分兵收复诸县，同时派兵加强与舞阴赵云、黑风峪朱桓的联系，确保荆北与中原通道畅通。
与此同时，陈暮亲自撰写的《讨司马懿檄》及后续的《安民告示》、《许昌大捷布告》，由快马信使、乃至驯养的鸽子，以惊人的速度传向四面八方。檄文详细列举司马懿十大罪状，文辞犀利，证据（部分为真，部分为渲染）详实，极具煽动性和说服力。布告则宣扬吴军威武仁德，许昌百姓如何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周边城池如何望风归顺。
这些文书不仅送往尚未归附的城池，更直送洛阳朝廷，乃至并州、幽州、关中、青徐等地的魏国重镇。其用意，不仅是招降，更是赤裸裸的政治宣传和心理战。
效果立竿见影。
颍川郡全境，除最西北临近洛阳的少数据点外，几乎全部易帜。相邻的汝南郡大部归附，陈国（王观辖区）西部也开始动摇。更远一些的兖州陈留、梁国，豫州鲁郡、沛国等地，虽未直接归降，但守将态度暧昧，与吴军使者暗中往来频繁，不再奉洛阳号令。
洛阳城中，则是一片末日般的恐慌。
司马懿败亡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击碎了所有还对其抱有幻想的魏臣心理。那个权倾朝野、算无遗策的大将军，竟然败了？死了？许昌丢了？颍川没了？
恐慌迅速转化为混乱。司马懿的党羽如钟毓、王观（家眷在洛阳）、州泰（家眷在洛阳）等人，或仓皇出逃，或闭门不出，或暗中向保皇派输诚。以侍中刘放、孙资，太常夏侯玄为首的一批保皇派老臣，则趁机活跃起来，串联奔走，试图掌控朝局，迎接“王师”（无论是吴军还是其他可能的力量）。
深宫之中，年仅十六岁的皇帝曹芳，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自幼被司马懿操控，如同傀儡，对这位“仲父”既怕且恨。如今司马懿死了，他本该感到解脱，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恐惧——吴军近在咫尺，朝廷分崩离析，他这个皇帝，还能当几天？
“陛下，吴公陈暮遣使送来信件。”宦官战战兢兢地呈上一封帛书。
曹芳颤抖着打开，信是陈暮以“吴公、大将军、录尚书事”的名义写来，语气不算恭敬，但也未加侮辱。信中主要重申了讨伐司马懿的“大义”，表示“清君侧”的目的已达到，希望皇帝“明辨忠奸，顺应天命”，罢黜司马氏余党，并“考虑天下苍生，避免兵祸再起”，隐隐有劝其认清形势、做出“明智选择”之意。
这封信与其说是国书，不如说是最后通牒的温和版。
“众卿……众卿以为，该当如何？”曹芳环视殿中稀稀拉拉的几位大臣，声音带着哭腔。
刘放与孙资交换了一个眼神，出列道：“陛下，司马懿倒行逆施，天人共愤，今已伏诛，实乃社稷之幸。吴公陈暮，虽为外藩，然此番兴兵，确为诛除国贼，有功于天下。如今其兵锋正盛，许昌既下，颍川归附，洛阳孤城，难以久守。为免生灵涂炭，陛下……或可效仿古之尧舜，暂避其锋，以图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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