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琬接过,与费祎等人传阅。图册绘制精细,标注清晰,看起来不像临时伪造。然而,正如陆逊所言,物证虽指向司马懿,但并非铁证如山,尤其曹叡“失踪”而非“死亡”,更让事情显得扑朔迷离。
“吴公之心,我等知晓。”费祎开口道,“司马懿确为奸雄,不择手段。然曹公子如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此乃最大疑点。若其尚在人间,落于何人之手?若已不幸罹难,尸身又在何处?此事一日不明,天下人心一日难安,亦于贵我两家共讨国贼之大业有碍。”
陆逊正色道:“费君所言甚是。我主已倾尽全力,于荆北山川河流严加搜素,并广布眼线,查访‘幽影’踪迹。一日未得曹公子确切消息,便一日不放弃搜救。然,司马懿狼子野心,绝不会因曹公子失踪而罢手。据我军探报,其已调集重兵于汝南、颍川,以‘复仇’为名,意图南犯。此诚两国共同之大患!当此之际,贵我双方更应摒弃疑虑,同舟共济,方不负当年赤壁、荆州携手抗曹之义,不负武侯(诸葛亮)与吴公共定‘十年之约’之诚!”
他这番话,既表明了吴国继续搜救的态度,又将话题引向共同的敌人司马懿和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试图将蜀汉的关注点从“曹叡究竟怎么了”转移到“如何应对司马懿”。
蒋琬与费祎交换了一个眼神。陆逊的意图,他们自然明白。蜀汉确实不希望吴国被司马懿击垮,但也不愿被吴国完全绑定。
“陆都督所言,不无道理。”蒋琬缓缓道,“司马懿乃天下公敌,其若南侵,确系两国共同威胁。我大汉与吴国,既有盟约在前,自当相互声援,共御外侮。然,如何声援,援至何等地步,却需斟酌。北伐中原,事关国运,非可轻动。眼下我大汉方经陇右之役,民力待复,军需亦需整备。且并州王昶处,近来频有异动,姜伯约将军亦需分心戒备。”
这是委婉地表示,蜀汉可以提供一定的支持,但大规模出兵北伐或直接介入荆北战事,目前条件不成熟。
陆逊听出了弦外之音,心中略定。蜀汉没有趁机撇清关系或抬高要价,而是表示愿意在自身能力范围内维持联盟,共同应对司马懿,这已是目前情况下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蒋公深谋远虑,逊佩服。”陆逊语气更加诚恳,“我主亦知贵国艰难,绝无要求贵国立刻大举出兵之意。惟望两国能继续信守盟约,在情报上互通有无,在边境上互为犄角,在经济上保持往来。若司马懿真敢大举南犯,我吴国将士必浴血奋战,届时,只望贵国能在侧翼予以牵制,或提供必要之粮秣器械援助。待中原有变,时机成熟,你我再共议北伐大计,匡复汉室,如何?”
这个提议,务实而灵活,既给了蜀汉不直接参战的台阶,又明确了合作框架,并保留了将来进一步合作的空间。
蒋琬沉吟片刻,与费祎等人低声商议了几句,最终点头道:“陆都督此议,颇为妥当。我大汉愿与吴国,继续秉持盟好,共抗强魏。具体事宜,可由费文伟与陆都督详细商谈。至于曹公子之事,还望吴公继续尽力,若有确切消息,务必及时知会。”
“多谢蒋公!”陆逊起身,郑重一揖。他知道,这次出使的核心目标——稳住蜀汉,维持联盟基本盘——已经初步达成。虽然未能获得更积极的承诺,但在端阳之变后吴国威信受损的情况下,这已是不易。
接下来的数日,陆逊与费祎就边境协调、情报共享、有限度的物资援助等具体条款进行了细致磋商。双方各有坚持,也各有让步,最终达成了一系列口头约定和部分书面纪要。总体而言,吴蜀联盟经历了端阳风波的冲击后,虽然信任度有所下降,互动更为谨慎,但合作的基础并未动摇,仍在以一种更加务实、甚至略带疏离的方式继续运行。
离开成都那日,陆逊回望这座笼罩在蒙蒙细雨中的古城,心中感慨万千。天下三分,吴蜀弱而魏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这个道理,蒋琬、费祎懂,主公与庞令君也懂。然而,具体的利益权衡、信任构建,却远比道理本身更加复杂微妙。
“但愿……这脆弱的平衡,能维持得久一些。”他低声自语,登上了返回的马车。
蜀道蜿蜒,前路漫漫。荆北的战云,江东的暗流,依旧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积聚着力量。
五月十五,洛阳大将军府。
密室中,司马懿听着司马昭关于各方动态的汇报,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扶手。
“……陆逊已离开成都,返回江东。据‘影蛛’密报,吴蜀双方达成默契,联盟未破,但互动趋冷,蜀汉明确表示暂不会直接出兵助吴。”司马昭道。
“意料之中。”司马懿淡淡道,“蒋琬、费祎,守成有余,进取不足。他们巴不得看到我与陈明远两败俱伤,又怎会轻易下场?能保持现状,坐观成败,已是他们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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