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琬接过，与费祎等人传阅。图册绘制精细，标注清晰，看起来不像临时伪造。然而，正如陆逊所言，物证虽指向司马懿，但并非铁证如山，尤其曹叡“失踪”而非“死亡”，更让事情显得扑朔迷离。
“吴公之心，我等知晓。”费祎开口道，“司马懿确为奸雄，不择手段。然曹公子如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此乃最大疑点。若其尚在人间，落于何人之手？若已不幸罹难，尸身又在何处？此事一日不明，天下人心一日难安，亦于贵我两家共讨国贼之大业有碍。”
陆逊正色道：“费君所言甚是。我主已倾尽全力，于荆北山川河流严加搜素，并广布眼线，查访‘幽影’踪迹。一日未得曹公子确切消息，便一日不放弃搜救。然，司马懿狼子野心，绝不会因曹公子失踪而罢手。据我军探报，其已调集重兵于汝南、颍川，以‘复仇’为名，意图南犯。此诚两国共同之大患！当此之际，贵我双方更应摒弃疑虑，同舟共济，方不负当年赤壁、荆州携手抗曹之义，不负武侯（诸葛亮）与吴公共定‘十年之约’之诚！”
他这番话，既表明了吴国继续搜救的态度，又将话题引向共同的敌人司马懿和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试图将蜀汉的关注点从“曹叡究竟怎么了”转移到“如何应对司马懿”。
蒋琬与费祎交换了一个眼神。陆逊的意图，他们自然明白。蜀汉确实不希望吴国被司马懿击垮，但也不愿被吴国完全绑定。
“陆都督所言，不无道理。”蒋琬缓缓道，“司马懿乃天下公敌，其若南侵，确系两国共同威胁。我大汉与吴国，既有盟约在前，自当相互声援，共御外侮。然，如何声援，援至何等地步，却需斟酌。北伐中原，事关国运，非可轻动。眼下我大汉方经陇右之役，民力待复，军需亦需整备。且并州王昶处，近来频有异动，姜伯约将军亦需分心戒备。”
这是委婉地表示，蜀汉可以提供一定的支持，但大规模出兵北伐或直接介入荆北战事，目前条件不成熟。
陆逊听出了弦外之音，心中略定。蜀汉没有趁机撇清关系或抬高要价，而是表示愿意在自身能力范围内维持联盟，共同应对司马懿，这已是目前情况下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蒋公深谋远虑，逊佩服。”陆逊语气更加诚恳，“我主亦知贵国艰难，绝无要求贵国立刻大举出兵之意。惟望两国能继续信守盟约，在情报上互通有无，在边境上互为犄角，在经济上保持往来。若司马懿真敢大举南犯，我吴国将士必浴血奋战，届时，只望贵国能在侧翼予以牵制，或提供必要之粮秣器械援助。待中原有变，时机成熟，你我再共议北伐大计，匡复汉室，如何？”
这个提议，务实而灵活，既给了蜀汉不直接参战的台阶，又明确了合作框架，并保留了将来进一步合作的空间。
蒋琬沉吟片刻，与费祎等人低声商议了几句，最终点头道：“陆都督此议，颇为妥当。我大汉愿与吴国，继续秉持盟好，共抗强魏。具体事宜，可由费文伟与陆都督详细商谈。至于曹公子之事，还望吴公继续尽力，若有确切消息，务必及时知会。”
“多谢蒋公！”陆逊起身，郑重一揖。他知道，这次出使的核心目标——稳住蜀汉，维持联盟基本盘——已经初步达成。虽然未能获得更积极的承诺，但在端阳之变后吴国威信受损的情况下，这已是不易。
接下来的数日，陆逊与费祎就边境协调、情报共享、有限度的物资援助等具体条款进行了细致磋商。双方各有坚持，也各有让步，最终达成了一系列口头约定和部分书面纪要。总体而言，吴蜀联盟经历了端阳风波的冲击后，虽然信任度有所下降，互动更为谨慎，但合作的基础并未动摇，仍在以一种更加务实、甚至略带疏离的方式继续运行。
离开成都那日，陆逊回望这座笼罩在蒙蒙细雨中的古城，心中感慨万千。天下三分，吴蜀弱而魏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这个道理，蒋琬、费祎懂，主公与庞令君也懂。然而，具体的利益权衡、信任构建，却远比道理本身更加复杂微妙。
“但愿……这脆弱的平衡，能维持得久一些。”他低声自语，登上了返回的马车。
蜀道蜿蜒，前路漫漫。荆北的战云，江东的暗流，依旧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积聚着力量。
五月十五，洛阳大将军府。
密室中，司马懿听着司马昭关于各方动态的汇报，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扶手。
“……陆逊已离开成都，返回江东。据‘影蛛’密报，吴蜀双方达成默契，联盟未破，但互动趋冷，蜀汉明确表示暂不会直接出兵助吴。”司马昭道。
“意料之中。”司马懿淡淡道，“蒋琬、费祎，守成有余，进取不足。他们巴不得看到我与陈明远两败俱伤，又怎会轻易下场？能保持现状，坐观成败，已是他们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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