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架被运走后的第三天,秦建国收到一封来自纽约的航空信。信封是米白色的,质地厚实,右上角贴着美国邮票,邮戳清晰。寄信人地址一栏,用规整的钢笔字写着周秉谦在曼哈顿的公寓地址。
秦建国放下手中的工具——他正在为一件民国时期的红木镜台做初步评估——小心地拆开信封。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大约六寸见方,拍得清晰而考究。画面中央,正是那件紫檀博古架,此刻安放在一间光线明亮的书房里。它靠着一面浅米色的墙壁,左侧是一扇落地窗,窗外隐约可见城市的天际线;右侧是一个书架,整齐排列着中英文书籍。博古架前,摆着一张深色皮质扶手椅,椅子上搭着一条暗红色的羊毛毯。
博古架在照片中呈现出与在工棚里时不同的气质。自然光线从侧面洒入,在紫檀木表面投下柔和的光影,那些深褐色的涂层在光影中显得不再突兀,反而像是刻意为之的装饰元素,为整体增添了岁月的层次感。博古架上没有放置任何古董或装饰品,空空如也,仿佛在等待,又仿佛在展示自身的纯粹。
照片背面,用同样的钢笔字写着两行中文:
“已安顿。甚好。
周秉谦 甲戌年秋”
甲戌年。1994年。秦建国默算了一下。他将照片在手中停留片刻,然后起身走到工作台旁,打开抽屉,取出一个硬皮文件夹。文件夹里已有数十张照片,都是他修复过的文物在修复前后的对比记录。他将这张新照片小心地放入一个空白页,在页眉写下:“清中期紫檀博古架,修复完成状态,安置于委托人书房。1994年秋。”
做完这些,他回到镜台前,却一时难以集中精神。那张照片中的书房,那扇窗外的城市轮廓,那个空置的博古架,都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仿佛能透过照片,看见周秉谦坐在那张扶手椅上,静静凝视着这件承载家族记忆的家具的模样。
他摇摇头,试图将注意力拉回眼前的工作。镜台是典型的民国样式,红木材质,雕工精细,但表面有数道深划痕,一面镜子碎裂,几个抽屉的导轨损坏。委托人是一位中年女士,说是祖母的嫁妆,希望修复后作为自己的梳妆台使用。
秦建国拿起放大镜,仔细检查划痕的深度和走向。划痕很规整,像是被某种利器反复刮擦所致,不像是无意间的损伤。他轻轻触摸那些痕迹,忽然想起紫檀博古架上那些被刻意涂抹的污垢和漆灰。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物品,却似乎都承载着相似的命运——被损伤,被遮掩,被试图遗忘,却又在某个时刻被重新记起,被要求修复。
他放下放大镜,拿起评估单,开始记录镜台的现状和修复建议。但思绪仍不时飘向那张照片,飘向纽约的那个书房,飘向那件此刻正沐浴在异国秋阳中的紫檀博古架。
曼哈顿上西区,周秉谦的公寓位于一栋二十年代建成的石砌建筑中。公寓不大,约八十平米,但层高优越,采光良好。书房是整间公寓阳光最好的房间,朝南的落地窗占据了整面墙,窗外可见远处中央公园的树冠,更远处是城市的天际线。
博古架被安置在书房东墙,与窗户呈垂直角度。这是周秉谦精心选择的位置——早晨,阳光从侧面斜射进来,刚好照亮博古架的正面雕刻;午后,光线变得柔和均匀,整个家具沉浸在温暖的光晕中;傍晚,夕阳的余晖会从西窗透入,在紫檀木表面投下长长的影子。
从博古架运来的第一天起,周秉谦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清晨,在喝第一杯茶时,他会坐在那张扶手椅上,静静地看着它。有时看十分钟,有时看半小时。不看手机,不读书报,只是看着。
起初,他看的是整体:那流畅的线条,那温润的光泽,那华美重生的模样。但渐渐地,他的目光开始聚焦于细节——那些秦建国特意保留的“伤疤”。
立柱中段的深褐色漆灰,粗糙不平,与周围光滑的紫檀木形成鲜明对比。周秉谦记得父亲说过,那是他在1937年秋天,用最劣质的材料匆匆刮上去的。当时战火逼近,时间紧迫,父亲甚至来不及将漆灰刮平,只是厚厚地涂了一层又一层,目的只有一个:让它看起来廉价、破旧、不值得注意。
七十年过去了,这些漆灰依然牢固地附着在木材上,颜色变得更深,质地更加坚硬。周秉谦有时会想,当年父亲刮漆灰时,是怎样的心情?是无奈,是痛惜,还是带着一种“留得青山在”的决绝?
他的目光移到背部那些特殊痕迹上。秦建国的修复记录里详细描述了这些发现:矩形刻痕,圆形色差区,疑似标签或装饰物固定点的痕迹。周秉谦站起身,走到博古架侧面,从那个角度观察背部。
在自然光线下,那些痕迹更加清晰。特别是右下角那个矩形刻痕,边缘规整,内部有横向分格,左下角还有两个小孔。这确实像是曾经安装过某种标牌或标签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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