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陆路封锁与荷兰人的海上绞索，如同两道铁箍，将复国军控制的江南、江淮、江西三地死死勒紧，持续半月的全面封锁，终于让最残酷的经济恶果在这片土地上全面爆发。曾经商贾云集、米粮充盈的江南市井，如今只剩一片萧瑟与窘迫，南京秦淮河畔的商铺十室九空，扬州的盐栈、镇江的铁铺、苏州的药行尽数关门，唯有黑市在街巷的阴影里悄然滋生，用天价交易着维系生存的物资，将民生拖入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盐、铁、药品这三类战略物资，率先成为封锁下的稀缺品。清廷掐断了淮北盐场的运输通道，荷兰人截停了南洋海盐的商船，官盐配给量一减再减，每人每日仅能分到指甲盖大小的粗盐，寻常百姓只能靠刮取老墙土熬制硝盐充饥，苦涩难咽且伤身，军营中的精盐更是全部优先配给前线士兵，伤兵的消毒用盐都成了稀缺物资。生铁与熟铁的供应近乎断绝，清廷封禁了鲁豫皖的铁矿走私，南洋的铁矿砂被荷舰拦在南海，军械总局的炼钢炉虽靠皖南小矿勉强维持，却只能全部倾斜于火炮、枪械、工事修筑，民间的农具、炊具铸造全面停工，百姓只能用残破的铁器勉强维生，乡村耕地甚至出现了以木代铁的犁耙，农耕效率暴跌。
药品的紧缺更是触目惊心，治疗战伤的金疮药、止血散、消炎药材，原本大半依赖南洋进口的血竭、乳香、没药，如今航道被封，库存见底，前线伤员的伤口感染率飙升，轻伤拖成重伤，重伤只能听天由命；治疗疟疾、风寒的常用药材，因陆路封锁无法从西南、湖广转运，城市里的药铺早已无药可售，黑市上一两金银花的价格，竟炒到了此前的五十倍，普通百姓根本无力问津。海外输入的南洋金砂、暹罗硬木、吕宋硝石锐减九成，复国军的财政彻底陷入吃紧状态，此前发行的新式信用货币，因物资短缺、兑换无门，信用一落千丈，街头百姓宁愿拒收纸币，只肯交换粮食、布匹、食盐等实物，官府的财税征收陷入僵局，军工生产、防线修筑、军队粮饷的拨付，都开始捉襟见肘。
尽管复国军推行了最严苛的战时配给制，按人头定量供应糙米、粗盐、布匹，优先保障老弱妇孺与军工匠人，但物资的极度匮乏，还是让民生日益艰难。南京城内的百姓，每日只能喝两顿稀粥，掺着糠皮、野菜、薯干，勉强果腹；乡村的农户，刚收获的秋粮大半被征调充作军粮，自家仅剩口粮度日；军工工坊的工匠们，日夜劳作却只能吃到半饱，不少人因营养不良、过度劳累晕倒在机床前。军营中的士兵虽配给优先，却也能清晰感受到后方的窘迫，粮车的频次越来越疏，弹药的配发越来越严，连取暖的薪炭都开始限量供应，整座江南都在饥饿与匮乏中挣扎，全民动员的热情，正被日复一日的艰难一点点消磨。
经济绞杀带来的生存压力，如同潮水般冲开了“雷霆”清洗后勉强弥合的内部裂痕，那些被镇压却未根除的不满势力，再次在暗中蠢蠢欲动，形成了新的暗流。南明旧臣残余、江南未被清算的士绅地主、对赵罗激进政策心存怨怼的中间派，借着民生艰难大肆煽风，散布“复国军必败”“清廷大军将至，顽抗只有死路一条”的悲观论调，将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的罪责全部归咎于赵罗的备战与海外拓殖，试图动摇民心军心。
动荡的苗头最先在城市中爆发，南京城南的米铺、扬州东关的粮栈，接连发生三起零星抢粮事件，饥民们被生存的本能驱使，冲破民兵团的警戒，哄抢配给粮站的糙米，虽被卫戍部队迅速驱散，为首者当场逮捕处决，却在市井中引发了巨大恐慌，百姓们连夜囤积口粮，黑市粮价一日三涨。乡村的动荡更为隐蔽，部分躲过土改的地主豪强，暗中藏匿粮食、私藏铁器，抵制官府的粮食征收与物资征调，勾结地痞流氓阻挠民夫修筑工事，甚至向清廷密探传递复国军的粮库位置、防线布防情报。江西、皖南的偏远乡村，接连发生两起抗征事件，地主武装裹挟村民袭击征粮队，虽被敌后游击队快速镇压，涉案地主悉数抄家处决，却也暴露了复国军的统治根基，正在经济绞杀的重压下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军情处的密报源源不断送入总督府，林默捧着厚厚的卷宗，面色凝重地向赵罗汇报：“十日之内，全境发生哄抢粮案七起，抗征抗税事件四起，抓获煽动者、抗征者一百二十七人，虽悉数镇压，但民间怨言渐起，中间派士绅闭门不出，部分工匠与士兵出现动摇情绪，再无物资纾困，恐生大变。”
赵罗站在窗前，望着南京城内萧瑟的街巷、远处工坊里微弱的炉火，指尖攥得发白。他清楚，雷霆清洗只能清除通敌叛国的骨干，却无法根除所有不满，经济崩溃带来的生存危机，远比军事压力更能瓦解人心。眼下禁旅新军的东征大军已在兖州完成整编，荷兰舰队的炮口直指长江口，内部的动荡绝不能蔓延，必须以雷霆手段稳住经济、安抚民心，用非常之法，为决战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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