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这段话读出来。
三个人都沉默了。
最初为何出航？
对沈知意来说，最初是为了活下去，为了守护该守护的人，为了在乱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杜清晏来说，最初是用文化和知识救国，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对徐砚深来说，最初是保家卫国，是用枪杆子扞卫这片土地。
现在，战争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他们该怎么航行？
“我的档案里写着‘国民党退役军官’，”徐砚深平静地重复，“如果新政府要查，我接受审查。但我会说清楚，我打的是日本人，退役后开书店，和你、和清晏，是生死之交，是家人。”
“家人。”沈知意重复这个词，“对，就是家人。不管别人怎么定义。”
杜清晏拿出一份拟好的说辞：“我们可以统一口径：砚深是我表哥，知意是我妻子。战时失散，战后重聚。简单，合理。”
徐砚深摇头：“我不愿意让你们说谎。”
“这不是说谎，”沈知意说，“你就是我们的家人。表哥也好，战友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
窗外，雨还在下。
“我留下来。”沈知意先说。
徐砚深看着她。
“我不走。”沈知意重复，“这是我的国家，我的城市。我在这里经历了战争，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我不想再逃了。”
她想起这些年在上海、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乐山的经历。每一次逃离，都带着伤痛。现在，她不想再逃了。
杜清晏握住她的手：“我也不走。我的讲台在这里，我的学生在这里。文化重建需要人，我想做那个人。”
徐砚深看着他们。很久，他点点头：“好，我们都不走。”
决定就这样做出了。简单，平静，但很坚定。
五月底，上海解放了。
那天早上，沈知意推开窗，看见街道上站满了人。人们举着红旗，喊着口号，脸上有期待，有不安，有好奇。徐砚深站在她身边，看着楼下的场景。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他说。
“嗯。”沈知意点头。
他们都没有下楼。只是站在窗前，看着。看着那些年轻的士兵列队走过，看着那些兴奋的学生分发传单，看着那些普通的市民从门缝里探头张望。
历史在眼前发生，而他们是见证者。
六月初，杜清晏的学校复课了。他回来说，校园里变化很大，来了新的领导，课程也要调整。但他还是教他的书，讲他的课。
徐砚深开始筹备书店。他每天出门，找店面，办手续，联系书商。腿脚不方便，但他坚持自己跑。沈知意有时陪他去，看着他跟人谈租金，谈装修，谈进货。他学得很快，从军人变成了商人，或者说，变成了文化事业的经营者。
七月，他们收到程念柳的第二封信。信里说，她在北平适应得很好，学校组织了“新民主主义学习”，她参加了。信的最后，她写道：
“老师说，新中国需要建设者，需要科学家，需要医生。我想好了，我要考医学院，像林姨姨一样，当医生，治病救人。姐姐，您觉得好吗？”
沈知意回信说：“好，念柳，这是很好的理想。我们支持你。”
她还在信里告诉程念柳书店的事，说等她暑假回上海，书店应该就开张了。
八月，“归潮书店”正式开业。
店面不大，三十多平米，临街。橱窗擦得很亮，里面摆着新到的书。进门左手边是书架，按类别排列：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右手边是阅读区，几张简单的桌椅，靠窗。最里面是柜台，沈知意通常在那里。
开业那天，来了不少人。有杜清晏的同事和学生，有邻居，还有些好奇的路人。徐砚深站在门口迎接客人，穿着整洁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不太会说话，只是点头，微笑。
沈知意看着他的侧影，想起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在上海沈家客厅，穿着军装，像个精明的军人。现在，他穿着中山装，像个普通的书店老板。但眼神没变，那种坚定，那种沉稳，还在。
书店开业后，生意比预想的好。上海人爱读书，战乱刚结束，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很大。杜清晏选书很有眼光，文学类有鲁迅、茅盾、巴金，也有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历史类有《史记》《资治通鉴》，也有新出的近代史研究；科学类有基础的科普读物，也有专业书籍。
沈知意把书店管理得井井有条。她记性好，记得常客的喜好；她细心，书摆得整齐，环境干净；她耐心，对每个客人都温和有礼。
徐砚深负责采购和对外联络。他话不多，但做事可靠。书商愿意跟他合作，因为他不拖欠货款，不挑剔小事。
三个人，就这样经营着一个小小的书店。
九月，程念柳暑假回上海。十三岁的少女，长高了很多，梳着两条长辫子，眼神清澈明亮。她在书店里待了一下午，一本一本地看书架上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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