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上海。
五月的雨细密地打在霞飞路老房子的窗玻璃上，留下蜿蜒的水痕。沈知意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着一封刚拆开的信。寄信人一栏写着“程念柳”，地址是北平。
十三岁的女孩，字迹已经相当工整了。信很短，符合程念柳一贯的风格。沈知意轻轻折起信纸，放进专门存放程念柳来信的木匣里。木匣已经半满，从昆明到北平，这些年程念柳的每封信都在这里。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徐砚深端着一杯茶走进来。他走路时左腿的跛态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但阴雨天还是会疼。今年他三十九岁，头发几乎全白了，但眼神里的锐利没有消失。
“念柳的信？”他在沈知意身边坐下。
“嗯，平安到北平了。”沈知意把信递给他，“她说风沙大，但海棠花开得好。”
徐砚深接过信，看得很仔细。看完后，他沉默了一会儿：“十三岁了。时间真快。”
是啊，时间真快。沈知意想起1938年第一次见到程念柳时，那还是个一岁多的婴儿，被程静山抱在怀里。现在，已经是个读初中的少女了。
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还有隐约的口号声。最近几个月，上海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队在长江防线溃败，南京上月解放，现在解放军已经打到上海外围。霞飞路属于法租界，相对平静，但也能感受到那种山雨欲来的气息。
“清晏还没回来？”徐砚深问。
“说今天学校有会。”沈知意看了看墙上的钟，“应该快了。”
杜清晏现在在复旦大学任教，教比较文学和现代汉语。战后的上海高校正在恢复，学生很多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带着各种各样的口音和经历。他喜欢这份工作，说能感觉到文化的重建。
楼梯又响了，这次是杜清晏。他脱下雨衣挂在门口，脸色有些凝重。
“出什么事了？”徐砚深敏锐地问。
杜清晏在沙发上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报纸：“学校今天传达了消息，解放军已经打到苏州河了。校长说，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可能要停课一段时间。”
沈知意接过报纸。头版标题很大：“共军逼近上海市区，国府宣称誓死保卫大上海”。下面的小字报道了战况，语气很紧张。
“你怎么想？”徐砚深问杜清晏。
杜清晏沉默了一会儿：“我在想……我们要不要离开上海。”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雨声。
这个问题，他们其实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从去年辽沈战役开始，到今年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国民党的败势越来越明显。许多人都离开了上海——去香港，去台湾，去美国。徐砚深在军中的旧友也来信劝他，说他是退役军官，又是参加过对日作战的，留在大陆“可能会有麻烦”。
但徐砚深一直没做决定。他说：“我想等等看。”
等什么？他没说。但沈知意和杜清晏明白。他们在等一个时代的结果，也在等三个人共同的决定。
“如果我们走，”沈知意轻声问，“去哪里？”
“台湾是最好的选择。”杜清晏说，“或者香港。也有教授接到美国大学的邀请。”
“走了，还能回来吗？”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徐砚深站起来，走到窗边。雨还在下，街道上有行人匆匆走过，撑着伞，低着头。远处的天空是铅灰色的，云层很低。
“我在想师兄说过的话。”徐砚深忽然说。
程静山。这个名字让房间里的气氛又沉了沉。
“哪句话？”杜清晏问。
“他说过，中国的问题，不是换一个政府就能解决的。需要的是……人心的重建。”徐砚深转过身，“我在前线打了八年仗，看过太多死亡，太多破坏。我不想再看到这些了。无论谁执政，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国家不再有战争，我就支持。”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深思熟虑过。
“可是你是国民党军官。”杜清晏说，“虽然退役了，但档案里记着。”
“我知道。”徐砚深点头，“但我没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抗战时打日本人，战后退役回上海。如果新政府要追究，我接受调查。”
沈知意看着徐砚深。三十九岁的男人，背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直了，但站在那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坚定。她知道，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有多难——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做决定，是为他们三个人。
“你呢，清晏？”沈知意问。
杜清晏推了推眼镜：“我是教书的。文化工作，在哪个政府下都可以做。而且……”他停顿了一下，“我想看看新中国是什么样子。延安来的那些书，那些理念，我读过一些。虽然不完全懂，但觉得……也许值得期待。”
沈知意点点头。她走到书柜前，取出那本他们一直珍藏的程静山笔记。翻到某一页，那里有一段铅笔写的话：
“历史如长江，有主流，有支流，有暗涌，有漩涡。个人如江中一叶舟，无法改变水流方向，但可以选择如何航行，是顺流而下，是逆流而上，还是在某个港湾暂时停泊。但无论如何选择，别忘了最初为何出航。”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