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默姿态降临北京。
若非必要，几乎没有人出门。
长安街空得可以听见风从东单吹到西单的漫长回响，王府井的橱窗还亮着，却没了驻足的人影。
公交车上三三两两的乘客隔着几个座位，各自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双警惕的、不安的眼睛。
每天早晚，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会背着喷雾器走过每一条街道，白色的雾气从喷头涌出，落在紧闭的店铺门板上，落在无人经过的人行道上，落在那些刚刚抽出新芽却无人欣赏的梧桐枝头。
非典来了。
这座一千三百万人的城市，像被按下了静音键。
观澜大厦依然矗立在东三环边，玻璃幕墙反射着同样寂静的天光。
大堂门口新添了红外测温仪，保安戴上了N95口罩，电梯里贴着“已消毒”的告示，日期每天更新，字迹工整。
公司大半员工开始居家办公。
许工回了山东老家，老张带着财务团队远程处理账目，小周每天在线上传项目进度表，文件从二十层传到十九层，从十九层传到各个居家办公的电脑屏幕上，数据流穿过空荡荡的走廊，像一场无人见证的迁徙。
林观潮没有走。
从三月下旬疫情爆发开始，她就一直住在办公室。
不是没劝过。
许工打电话来，说林总您还是回家吧，大厦每天那么多人进出，不安全。
老张说远程办公系统已经调试好了，所有文件都能在线处理，您没必要冒这个险。
小周欲言又止了半天，最后只憋出一句“林总您注意身体”。
她都只是说：“知道了。”
然后继续坐在那张红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接电话，开视频会议，处理那些不会因为疫情而暂停的、永远处理不完的事务。
陈万驰也没有走。
他把铺盖搬到了自己办公室。
十九层东侧，那间他待了六年的房间，沙发太短，他个子高，每天夜里蜷着睡，第二天起来腰酸背痛。
他从不抱怨，只是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出现在二十层西侧的门口，敲门，三下。
“早饭。”他把保温袋放在她桌上。
有时候是粥，有时候是馄饨，有时候是他留的包子。
她吃的时候他就站在窗边，背对着她，看楼下那些说。树已经绿了，三月底的春风拂过枝头，那些嫩生生的叶子轻轻摇晃。
“你吃了没有？”她问。
“吃了。”他说。
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没有。
四月初，倒春寒。
北京下了那年春天的第一场雨。雨不大，细细密密，却带着刺骨的寒意，像冬天赖着不肯走。
林观潮是在那天傍晚开始发烧的。
起初只是觉得冷。
她把办公室的空调调到三十度，裹着羊绒披肩，还是止不住地发抖。
陈万驰进来送文件时，看见她脸色不对，不是平时熬夜后的苍白，是那种透着不正常红晕的白。
他伸手探她的额头。
手背贴上去的那一瞬，他整个人僵住了。
烫。不是一般发烧的烫，是那种烫得他心猛地沉下去的烫。
“多少度？”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三十七度八。”她说，“刚量过。”
他看着那支被她放在桌角的水银体温计，没有说话。
三十七度八。在非典肆虐的北京，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她不可能不知道。
“去医院。”他说。不是建议，不是商量。
“不去。”她把手里的文件翻过一页，“普通感冒，休息一晚就好。”
“观潮。”
“万驰。”她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因为发烧而格外明亮，眼尾泛着不正常的红，但声音依然那样平稳，“现在去医院，第一要被隔离观察；第二占用医疗资源；第三，你让满大厦的人怎么想？”
他站在那里，看着她。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对。他反驳不了。
但他知道她在发抖。那件羊绒披肩紧紧裹在身上，她的手指握着笔，指尖却在轻轻颤抖。她只是不肯让他看出来。
他转身走了出去。
五分钟后，他回来，手里端着一杯热水，一盒退烧药。
“把药吃了。”他把水杯放在她手边。
她看了他一眼。
他没有看她。
她低下头，掰开铝塑板，取出一粒白色药片，就着热水吞下去。
那天晚上，她没有回自己那边。
他也没有回十九层。
她把办公室的长沙发拉开，铺上一床从家里带来的薄被，躺下去，闭上眼睛。
他把自己的铺盖搬过来，在沙发旁边的地板上铺开，枕着自己的手臂，仰面看着天花板。
灯关了。
办公室里只有窗外透进来的、远处工地探照灯微弱的光。
很久很久。
“万驰。”她在黑暗里轻声开口。
“嗯。”
“你回去睡。”
他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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