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好仃把手机从耳朵边拿开，看了眼屏幕上的通话结束提示，轻轻呼出一口气。他没急着起身，坐在工位上翻开那本崭新的笔记本，第一页写着“听人说话”，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最重的负担，是没人愿意提起的那部分。”他盯着这两句话看了两秒，合上本子，拎起包往外走。
茶楼在厂区东门斜对面，开了十几年，招牌漆都掉了半边。他到的时候，老李已经坐在角落那张靠窗的桌子旁，手里捏着一个旧茶杯，眼神时不时往门口瞟。刘好仃走过去，没穿厂服，只套了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坐下时笑着说：“您这位置挑得好，看得见人进，也躲得掉不想见的人。”
老李哼了一声，“年纪大了，图个清净。”
“也是。”刘好仃招手让服务员续水，“今天不谈合同，也不问报价，就是想请您说说，这些年装玻璃，哪块最费劲？”
“哪块？”老李抬头看他，“哪块都费劲。三十二楼往上，一块板九十来斤，两个人抬着爬楼梯，中间歇四回都不够。去年有个小伙子下来后蹲在地上哭，不是怕高，是腿软了。”
刘好仃没接话，低头记了一笔。
“你们厂的东西质量是不错，可再好的东西，扛不上楼也是废品。”老李声音压低了些，“上个月我推了个单子，甲方当场翻脸。我说实话，不是钱的问题，是真不敢接。工人平均年龄四十八，谁敢让他们天天爬高楼？”
刘好仃点点头，“要是让您重新设计一块玻璃，您最先改哪一点？”
老李愣了一下，像是没想到会问这个。“轻。”他说得干脆，“第一要轻，第二要稳当。现在吊车时间卡得死，十分钟内必须挂好，不然超时费比材料还贵。我们不是不会装，是节奏跟不上你们的‘标准流程’。”
刘好仃继续记，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
“还有件事。”老李忽然补充，“你们送来的板子，尺寸准是准，可边上毛刺多。戴手套都划破过三次。不是大事，可一天搬二十块，手就废了。”
刘好仃抬起头，“这我们确实该改进。”
“别误会，我不是告状。”老李摆摆手，“我就一句话：玻璃不是冷冰冰的数据，是我们一寸一寸抬上去的命。”
那天下午，刘好仃回到办公室时天色已暗。王姐还在等消息，见他进门立刻凑过来：“怎么样？”
“他说，爬三十层楼像扛命。”刘好仃把笔记本递过去，“这不是比喻，是他原话。”
王姐翻了几页，眉头越皱越紧。“这些细节，咱们客服根本收不到。客户只说‘工期紧张’，没人提‘工人手破了’‘腿抖了’。”
“因为他们觉得说了也没用。”刘好仃坐下来，“我们一直等客户提需求，可有些人，连提需求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二天约的是老吴，在工地附近的快餐店。对方来得早，穿着沾满灰浆的工装，坐下第一句就是：“你们是不是准备减配材料，才跑来听这些？”
刘好仃摇头，“这次谈话没立项，也没预算，纯属我个人想搞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我们做得越好，别人反而越难用？”
老吴眯起眼，“你这话听着不像老板说的。”
“我不是老板，就是个干活的。”他打开笔记本，“昨天老李说，三十层楼是扛命。我想知道，在您这儿，命最悬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
老吴沉默了几秒，才开口：“上周在南山那个项目，吊车只批了半小时窗口。结果第三块板边缘有微裂，现场没法换，我们硬着头皮装了。不是不怕，是没退路。你们出厂检测没问题，可运输颠簸、现场堆放，都会出状况。没人告诉我们哪些地方能碰，哪些不能碰。”
“那如果现在给您一块新玻璃，您希望它在哪方面不一样？”
“不是性能更强，是更懂施工。”老吴说得直接，“比如角部能不能加个防磕护套？搬运时总撞架子；再比如，能不能在背面印个重心标记？高空作业，差十公分就可能歪。”
刘好仃一条条记下，末了问：“这些改动，会影响安全吗？”
“不会，反而是保命。”老吴冷笑，“我们现在是靠经验活着，不是靠设计。”
两场访谈结束，刘好仃带回十七页手写记录。当晚，他召集王姐、老陈和老周开会。
“老李说，重量已是接单红线；老吴说，产品和施工节奏脱节。”他把笔记摊开，“不是他们不想干，是现有的方式越来越撑不住。”
老周立刻反对：“一线有情绪可以理解，但不能因为几句牢骚就动摇整个工艺体系。轻量化涉及结构安全，实验室都没数据支持。”
“我没说要改工艺。”刘好仃平静回应，“我只是确认一个问题：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已经脱离实际使用场景？”
“客户都没提要求，我们主动折腾？”王姐也有顾虑，“万一投入资源做了调整，市场却不买账呢？”
“可他们已经在用脚投票。”老陈插话，调出一份表格，“过去半年，七个项目明确限重，三个因搬运难度取消合作。这不是个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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