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夷陵州衙。
这座三进院落已经安排人打扫完毕了，正堂的明镜高悬匾额积满的灰尘被擦干净，公案重新刷了漆，两侧“肃静”“回避”的牌子做了新的，一切都显得有新气象。
堂前院子里黑压压一片，挤着百十号人，被一队持矛的义军士卒维持着秩序。
这些人泾渭分明地站成几堆，左边多是穿着粗布短打、面色黧黑、手脚粗大的农户，不少人脸上还带着些许期待，据上面的大人说今天审陈年旧案有冤说冤。
中间是些穿着体面绸衫、头戴方巾的商贾，交头接耳，神色复杂，右边则是十来个匠人打扮的汉子，沉默地看着堂上，这正是高栎按陈可新建议，从城中及附近乡里请来的农、工、商三途代表，这样审案就不会耳目闭塞，也不会因为一家之言错判。
大堂两侧也设了长凳，坐着数十位被传唤来的涉事乡绅以及少量普通百姓，个个脸色难看如坐针毡，他们身后站着持刀的义军士卒，目光冷峻的看着他们。
高栎没有坐在公案后，而是在堂侧窗下摆了一张太师椅，只带了两名文书静静坐着，他今日未着甲胄只穿了一件义军军服，外罩一件蓝色披风，但久经沙场的煞气依旧让那些乡绅不敢直视。
辰时正刻，陈可新从后堂转出，他已换下那身半旧青衫，穿上了知州官服，不过现在义军也没有文官官服，这件是从府库中找出的前任备用官袍略显宽大，但他步履沉稳，神色肃然。
他没有走向高高在上的公案，而是在公案前又放了一张略矮的方桌，铺开纸笔、印匣、卷宗。
几个充当衙役的士卒大声喊道：“升堂！”
陈可新没有落座，而是先对着堂内堂外所有人，拱了拱手：“诸位父老乡亲、士绅贤达，学生陈可新，蒙高将军信任暂署夷陵州事，今日开堂不为他事，专为清理积年旧案明断是非，还苦主一个公道。”
“奉天倡义营以倡义为名，首重公道二字，军中早已废跪拜虚礼，诸位无论是原告、被告，还是旁听证言，皆可站立或坐下回话，今日审案，依案情参大明律，但更重天理人情、民间公议，现在请第一位苦主上前。”
话音刚落，堂下一阵轻微的骚动，一个五十多岁、佝偻着背的老农，在一个年轻后生搀扶下，颤巍巍走到堂前空地。
老农身上补丁摞补丁，双手粗糙如树皮，他习惯性地就要往下跪，陈可新连忙绕过桌子，上前两步虚扶：“老人家不必如此，站着说便可。你有何冤情？”
老农被这举动弄得不知所措，回头看了看身后的乡亲，又看看侧面的高栎，嘴唇哆嗦了几下，才带着浓重口音道：“青……青天大老爷……小老儿是城西十五里李家庄的农户，叫李老九。”
“隆庆……哦不，是天启七年，村里王老爷家说要修祠堂扩地，看中了小老儿祖传的三亩水浇地……那地靠着小河，是庄子最好的地啊，王老爷管家带了人说给十两银子买断……”
旁边一个穿着绸缎马褂、肥头大耳的中年乡绅立刻站了起来，正是李家庄乡绅王守业。
他连忙说道：“陈州台，学生王守业，家有功名，当时是公平买卖立了契的，这李老九自己画押拿了银子，如今怎是强买？”
李老九急了，转身对着王守业方向：“王老爷，那契……那契上的字，小老儿一个不识啊，管家说就是租地文书，按个手印就行，那十两银子说是付的一年租金，当时家里急需现银，不然我也不可能租的，更别说卖了。”
“可后来……后来地就成了你家的，再不许小老儿种了，小老儿去州里告过，可……可没人理啊！”
说着，老泪纵横，“没了那三亩好地，家里日子过不下去，小儿子前年就饿死了啊！”
堂下一片哗然，农户们感同身受发出愤怒的低语，商贾和匠人们也皱起眉头。
王守业面红耳赤：“你……你血口喷人！白纸黑字……”
陈可新平静地打断：“王员外稍安勿躁，李老伯当时的中人、代笔可还在？可有人证？”
李老九抹泪道：“中人就是王老爷家的账房周先生代笔也是他们请的，都不知去向了，但当时在地头有好几个乡亲都看见管家他们逼着我按手印，庄头的赵三叔、村西的孙寡妇都还在。”
陈可新点头，对书吏道：“记下，传李家庄赵三、孙氏到堂作证。”
又看向王守业：“王员外，你言是公平买卖，除契书外可还有其他凭证，比如十两银子对于三亩上等水田是否合乎市价，天启七年夷陵上等水田市价几何，在座商贾朋友或有知晓？”
一位年老商人迟疑一下，开口道：“回大人，天启年间，夷陵好水田一亩上田少说也得十七八两银子，三亩至少给五十两才算公道。”
王守业额头见汗：“这……这……时价或有波动……”
陈可新不再追问，转而道：“此案关键，在于李老九是否知情、自愿，契书真伪、银价是否相符皆是旁证，今日既有苦主指控强买且有乡邻可证当时情状，而王员外无法提供除单方契书外有力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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