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被召集的东南诸将也不是泥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自万历元年十月初那道措辞简短却分量极重的密令从杭州澄心园发出，在之后数日乃至十数日内，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穿越南直隶的平原、浙江的丘陵、福建的沿海驿路、江西的赣江水道、乃至广东的瘴疠之地，最终送达一位位统兵大将手中时，几乎每一个接到命令的将领，在验看过那独特的火漆印信和靖海侯亲笔签押后，心中都掀起了或大或小的波澜。
他们对陈恪的忠诚毋庸置疑。
能接到这份密令的，无不是在嘉靖至隆庆年间，追随靖海侯历经开海、平倭、南洋远征、乃至东南新军编练的核心或重要将领。
他们或出身勋贵，或起于行伍，或由文转武，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前程、威望、乃至身家性命，都与靖海侯陈恪这个名字，与东南新政这艘大船，深深绑定。
侯爷的知遇之恩、提携之德，侯爷超越时代的眼光、算无遗策的谋略，侯爷在国家危难时总能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的担当与功绩，早已在他们心中铸就了近乎神话的形象。
在许多武人心中，靖海侯便是这个时代的于谦于少保，是国之柱石，是值得以性命相托的统帅。
然而，忠诚亦有边界，有前提。
这并非现代社会，个人对领袖的效忠，无法完全超脱于“忠君爱国”的宏大叙事与伦理纲常。
将领们对陈恪的忠诚，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个默认的前提之上——那便是靖海侯始终是大明的忠臣，是皇帝倚重的股肱，他的一切作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大明江山永固，社稷安康。
他们追随的，是那个“忠于朝廷的靖海侯”。
可如今，时局微妙，暗流汹涌。
京师的消息并非完全闭塞。
隆庆皇帝突然驾崩，高拱被迅速斗倒下狱，新皇年少，太后与张居正联盟掌控朝局，对东南的指责与非议日渐公开……这些，身处各地的将领们或多或少都有听闻。
而侯爷连续三次上疏为高拱求情，言辞一次比一次激烈，更是早已在私下传开。
如今，这道紧急召集所有高级将领赴杭州议事的密令，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出，其意味，不免让人深思，甚至隐隐感到不安。
召集的理由是“倭寇复起，调整防务”。
这个理由冠冕堂皇，无可指摘。
东南海疆，任何时候提高警惕都不为过。
但需要将肩负防务重任的所有一线主将全部集中到杭州吗？以往即便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或防务调整，也多是通过公文往来、或分批召见主要负责人商议。
像这般几乎“一网打尽”式的全员紧急召集，自东南新军成军以来，前所未有。
反常即为妖。稍微有些政治嗅觉的将领，都从中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
侯爷想做什么？
仅仅是调整防务，应对可能的海上威胁？还是……另有深意？
那个他们不敢深想，却又无法完全从脑海中驱散的念头，悄然滋生。
难道……真要走到那一步？
这个念头让绝大多数将领感到一阵心悸，继而是一种本能的抗拒。
他们是军人，厮杀疆场、马革裹尸是本职，但扯旗造反、背负乱臣贼子的千古骂名，那是另一回事。
尤其是对于那些出身勋贵之家的将领，如英国公之子张维城、阳武侯之子薛承武、灵璧侯之子汤允谦等人，他们的家族与国同休近两百载，荣耀、地位、财富皆系于朱明王朝，让他们跟着陈恪去挑战这个王朝的法统，哪怕只是设想，都足以让他们脊背发凉。
即便是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这等纯粹靠军功起家的职业军人，他们毕生所求，是封侯拜将、青史留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造反，意味着与整个士林清议、与天下人心为敌，意味着即便一时侥幸成功，在史书上也将被定格在“叛将”的耻辱柱上，这是他们精神世界里难以承受之重。
而造反成功的可能性极低，纵观数千年历史，改天换地者固然有，但失败的例子更多。
而但凡成功者，无不是占据了“大义名分”，或至少有一个能说得过去的旗号。
纯粹的以下犯上、以臣叛君，能成事者寥寥无几。
陈侯爷固然雄才大略，东南新军固然精锐，可一旦真的与朝廷兵戎相见，东南五省能否铁板一块？
天下其他督抚、镇守将领会作何反应？北方的边军、京营是否会南下平叛？
更别说道义上的劣势可能导致的内部瓦解和士气低落。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个道理，熟读史书的将领们都懂。
张居正在北京或许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笃定陈恪不敢真的造反，认为他此番召集将领只是“虚张声势”。
可问题是，陈侯爷难道就不懂这个道理吗？
他当然懂。
而且恐怕比绝大多数人懂得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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