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月，东南五省的局面，以超乎许多人预料的速度，开始剧变。
军制改革：看似顺遂的权柄转移
改制的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
在陈恪的绝对权威和皇帝诏书的加持下，各省都司、卫所不敢明目张胆地抵抗。
胡宗宪坐镇杭州，以雷霆手段处置了几个清查中阳奉阴违、账面漏洞百出的卫所指挥使，杀鸡儆猴。
勋贵集团则全力配合，各家不仅迅速“核实”了自家影响范围内卫所的“实际情况”，更纷纷派出家族中读过兵书、或在京营历练过的子弟，拿着胡宗宪与陈恪核准的章程，奔赴各地，开始募兵。
这些勋贵子弟，如张维城、薛承武、汤允谦等，本身有过实战经验，又正值锐意进取之年，加之家族资源支持，办事效率颇高。
他们深知这是家族在新朝军中站稳脚跟、扩大影响的关键机会，因此格外卖力。
选拔兵员，他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家庄田、佃户有关联的子弟，或家乡子弟，以乡情、利益双重捆绑；购置军械马匹，也多通过家族经营或关联的商路。
很快，一支支打着某某新军的旗号，但核心军官甚至不少基层士卒都与某家勋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队伍，开始在各处要地组建、操练。
陈恪对此似乎“乐见其成”。
他频繁巡视各地新军编练点，但很少直接插手具体人事和训练，更多是查看装备、观看操演、询问饷银发放是否及时足额。
他手中的总督府财权，此刻发挥了巨大作用。徐渭掌控的市舶总署和李春芳督办的东南军器局，成为新军的“输血泵”和“装备库”。
饷银通过总督府设立的“饷银局”直接拨付到各营，减少了克扣环节，士卒到手实惠，自然对“督帅”感恩戴德。
军器局提供的制式火铳、盔甲、乃至部分火炮，也优先配发给这些新编营头，使其装备水平很快超越了旧卫所军。
于是，一个奇特的局面形成了：东南五省的新军，名义上统属于总督府，听命于陈恪，但实际上，从营官到把总，大半是勋贵子弟或与其关系密切者。
军队的日常管理和人事脉络，深深嵌入了勋贵集团的网络。
陈恪看似高高在上，掌控财源和最终决策，但具体带兵的权力，已然“下放”。
对此，不少文官私下议论：“这哪里是朝廷的新军，分明是靖海侯与勋贵共治的私兵！”
“侯爷好手段，用朝廷的海贸之利，养勋贵之兵。自己落得清闲，还让勋贵感恩戴德。”
但也有人看出门道：“勋贵掌兵，固然是隐患。可这些兵，吃的是侯爷筹的饷，用的是侯爷督造的械，认的是侯爷的王命旗牌。侯爷若真要调动，勋贵们拦得住？只怕是，侯爷借勋贵之手，行强军之实，又将勋贵绑上了他的战车。这兵，说到底，怕还是姓陈。”
无论如何，军制改革以一种看似“双赢”的方式，轰轰烈烈又异常平稳地推进着。
预期的卫所既得利益集团的剧烈反抗，并未大规模出现——因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其核心部分已经转换赛道，成为了新制度的受益者和执行者。
少数不识时务的旧军头，则在胡宗宪的“整顿”和勋贵子弟的“竞争”下，迅速被边缘化或清理。
与军改几乎同步，甚至更为迅猛的，是海贸领域的整合与扩张。
徐渭坐镇上海，以东南市舶总署的名义，迅速接管了各主要港口的市舶司业务。
他带来的那批年轻吏员被分派各地，与李春芳从上海带出的熟手配合，重新厘定税则，简化通关手续，严厉打击过去猖獗的官吏勒索和走私。
效率提升，腐败减少，番商交易成本下降，合法贸易量在短期内就有了明显回升。
更大的动作在于“官贸”。
陈恪充分利用南洋大胜带来的威慑效应和贸易主导权，以总督府名义，频频接见各国商团代表。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崩溃，留下了巨大的权力和贸易真空，佛郎机、英吉利、以及急于挽回损失的荷兰残存商人，还有阿拉伯、印度乃至奥斯曼的商队，都急于与这个刚刚展示了恐怖力量的东方帝国建立更稳固的贸易关系。
陈恪的谈判策略简单而有效：大明提供丝绸、瓷器、茶叶、棉布、药材等奢侈品和必需品，对方必须以金银、或大明指定的货物，如精铜、硫磺、硝石、珍稀木材、乃至橡胶等进行交易。
贸易比例、价格、运输保障，均由大明主导制定。
同时，鼓励番商将所得利润，再投资于大明东南的港口建设、船舶修造、乃至一些得到许可的工坊行业。
这些谈判，往往由徐渭或李春芳出面具体磋商，但最终拍板权在陈恪。
一笔笔巨额官贸合同在澄心园或上海签订。
市舶总署的银库，以惊人的速度充实起来。
这些钱，在扣除必要的行政开支和按旧例上缴的部分后，大部分流向了那个“东南新军编练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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