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四年春，三月末。
总督东南五省军政事务大臣陈恪的钦差行辕，离开了北京。
没有盛大的官方送行仪式——那是给循规蹈矩的官员的。
对陈恪而言，皇帝的信任和那道石破天惊的诏书，便是最隆重的践行。
离京当日，只有英国公、阳武侯、灵璧侯等少数核心勋贵，及户部尚书赵贞吉派来的心腹主事，在城外长亭略作话别。言简，意赅，一切尽在不言中。
行辕规模不大，却精悍至极。
核心是陈恪本人及其十数名从南洋生死与共中淬炼出的亲卫，由阿大统带，沉默如铁，眼神锐利，行动间自有百战余生的悍然气度。
文事方面，陈恪只带了徐渭、李春芳，及他们紧急物色、考核的三十余名青年吏员、幕僚。
这些人年纪多在二十至四十之间，出身各异，有科举正途的举人、监生，有精于钱粮刑名的老吏后代，有通晓番语的落魄书生，甚至还有两名对算术格物颇有心得的中年士子。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务实，肯干，对陈恪的理念至少不排斥，且背景相对简单，尚未被旧有官场网络完全同化。
这三十余人，便是陈恪为未来东南总督府搭建的行政班底雏形。
至于副手，陈恪的选择毫无悬念——胡宗宪。
这位昔日的浙直总督，在东南抗倭、整顿海防中功勋卓着，更在关键时刻稳住了东南大局。
其能力、资历、对东南军务民情的熟悉，以及在旧官僚和军队中尚存的影响力，都是陈恪急需的。
更重要的是，经历过严党沉浮、看透朝局险恶的胡宗宪，其政治智慧与处事分寸，足以在陈恪推行新政时，缓冲诸多明枪暗箭。
诏书下达后第三日，陈恪的手令便以六百里加急送抵胡宗宪在杭州的寓所。
内容简短：“东南百废待兴，非胡公不能助我。望公勿辞辛劳，即赴行辕，共襄大计。恪顿首。”
没有官职许诺，没有空头支票，只有一句“共襄大计”和“恪顿首”的亲笔落款。
胡宗宪接到手令，在书房中静坐半日。
窗外春雨淅沥，他摩挲着那份言辞恳切却又重如千钧的纸笺，最终长长一叹，唤来老仆：“收拾行装吧。老夫……这把老骨头，看来是歇不下了。”
他知道，登上陈恪这艘已然起航的巨舰，便再无回头路。
但或许，正如陈恪所言，这才是真正不负平生所学之路。
陈恪的行进路线，并未直扑南京或杭州这类传统的东南政治中心。
出了北直隶，进入山东境内后，行辕便时而走驿道，时而乘船沿运河南下，速度并不追求极致。
陈恪似乎并不急于“上任”，更像是在进行一次深入的、不带预设的巡察。
他拒绝了大批地方官员的隆重迎送和宴请，往往只允许知府、知州一级的官员短暂觐见，汇报概要，随后便带着徐渭、李春芳等人，或微服混入市井，察看民生物价；或直奔漕运码头、税关卫所，询问胥吏兵丁；或召见当地有影响的士绅、商人，听取他们对吏治、海防、贸易的看法。
随行的书记官笔下，记录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粮价、盐价、漕粮折银比例、卫所兵额实缺、港口吞吐量、乃至地方豪强与官府往来种种细节。
这种“行走的总督”做派，起初让沿途官员惴惴不安，不知这位权势滔天的侯爷意欲何为，会不会是来找茬开刀的。
但很快他们发现，陈恪问话虽细，却很少当场发作，只是平静地听，偶尔追问关键，那双深邃的眼眸似乎能看透一切粉饰。
这反而更让人心底发毛。
消息灵通之辈，则从侯爷随行人员口中隐约得知，总督大人离京前便已明言：“总督府衙署选址、营造，非急务。未来数月，本督行辕即是总督府。首要者，一在军，二在财。军制不改，海疆无宁日；财源不固，万事皆空谈。”
四月下旬，行辕抵达南直隶境内，未去南京，反而折向扬州，继而沿江而下，直抵长江出海口——上海。
如今的上海，虽经历徐阶一党的短暂侵蚀和王守拙案的风波，但在徐渭、李春芳等陈恪旧部的勉力维持下，特别是“官营交易总署”和“神机火药局上海分局”的骨架仍在，其作为新兴贸易口岸的活力并未完全熄灭。
码头依旧帆樯林立，市舶司前各国商船等候检验，只是少了陈恪坐镇时那规矩森严的勃勃生气。
陈恪的到来，未作张扬，却依然引发了巨大震动。
上海留守的官员、市舶司吏员、交易总署的理事、乃至闻风而来的中外大商，纷纷求见。
陈恪只花了半天时间听取徐渭、李春芳的详细汇报，随即做出几项简明指示：
第一，以上海官营交易总署为核心，整合东南各市舶司，建立“东南市舶总署”，直属总督府，徐渭暂领署事。统一贸易规则、税则，清理积弊，打击走私，所有官方主导的大宗海贸，须经总署核准、备案、抽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