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电视台家属院。
这是一栋建于五十年代的老式筒子楼，红砖墙面已经斑驳，楼道里堆满了各家各户的煤球、大白菜和杂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了油烟、煤烟和陈旧木头腐朽的特殊味道。
但对于住在这里的人来说，这就是生活的味道。
在三楼的一间单元房里，空气沉闷得仿佛能拧出水来，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窗外，深冬的寒风呼啸着，像是一只无形的大手，疯狂地拍打着那扇有些松动、甚至还在漏风的木窗框，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
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像是在催促着什么，又像是在无情地嘲笑着屋里人的无助。
屋内，一盏昏黄的台灯散发着橘色的光晕，那是这间屋子里唯一的光源，勉强照亮了那张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手稿，乱得像个刚刚经历过炮火洗礼的战场的书桌。
书桌上，摆着厚厚一摞《西游记》原着，书页已经被翻得卷了边；旁边是几本关于戏曲脸谱的画册，还有几本从国外带回来的、根本看不懂文字的电影技术杂志。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那是她丈夫王崇秋留下的，而茶杯里的浓茶早已凉透，茶渍在杯壁上结成了一圈褐色的痕迹，显得有些凄凉。
杨婕正坐在书桌前。
她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作为一名从延安时期走出来的老文艺工作者，她的身上既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坚韧，也有着艺术家特有的敏感。
此刻，她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老花镜，手里捧着一沓装订得整整齐齐的信纸，正聚精会神地看着。
她的眉头紧锁，眉心处拧成了一个深深的、仿佛永远也解不开的“川”字，那神情，凝重得就像是在审视一份关乎生死的作战地图。
她看着看着，时而眉头紧锁，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极难的问题，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时而又猛地抬起头，眼神中爆发出惊人的光彩，像是溺水的人在即将沉没的瞬间抓住了一根浮木；时而还会忍不住拿起笔，在那几页纸上重重地画个圈，或者写下几个感叹号，力透纸背。
她脸上的神情，复杂到了极点。
有惊讶，似乎是对写信人见识广博的叹服；有兴奋，似乎是找到了知音、甚至是找到了导师的狂喜；有激动，那是困扰已久的难题被一语道破、豁然开朗的畅快。
还有一丝丝深深的疑惑……
这个青山他不是一个作家吗？
可他又怎么会对电视制作这么懂？
甚至比台里的那些老专家、比她这个总导演还要懂？
但更多、更浓烈、直至占据了她整个身心的，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欢喜，一种天不亡我的庆幸。
“呼……”
良久，杨婕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摘下眼镜，有些疲惫地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
她闭上眼睛，试图让发热的大脑冷却一下，但脑海中依然回荡着信纸上的那些文字，那些字句就像是一颗颗火星，正在点燃她心中那片原本已经有些干涸、甚至快要荒芜的草原。
自从接了《西游记》这个项目，这段日子，她是真的……太难了。
难到想哭，难到想骂人，难到想撂挑子不干了。
那是一种无法对人言说，深入骨髓的焦虑和压力。
当初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她是凭着一股子舍我其谁的勇气和对艺术的热爱，还有领导那句“杨婕，这事儿只有你能干”的激将法。
那时候，她觉得只要有决心，就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
可是，当她真正开始着手推进这个庞大得吓人的项目，真正开始面对那些具体的、琐碎的、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她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这就是一个无底洞，一个死局。
首先是角色。
比如孙悟空怎么演？
这可是全剧的灵魂！
是像京剧舞台上那样勾着大花脸，咿咿呀呀地唱念做打？还是像连环画里那样？
她跑遍了燕京的各大剧团，看了无数个猴戏演员。
有的身段好，但脸上全是油彩，一旦洗了脸就没了猴样；有的长得像，但演起来全是程式化的动作，根本没有那种灵动劲儿。
“我要的是一只活生生的猴子，不是一个唱戏的角儿！”她在心里呐喊，却找不到答案。
其次是剧本。
原着那么长，一百回，九九八十一难，怎么取舍？怎么改编？
既要忠实原着，又要符合电视剧的拍摄规律，还要有新意。
这其中的度，太难拿捏了。
她拜访了无数历史学家、民俗专家、文学教授，希望能得到指点。
结果呢？
专家们吵成一团。
有的说要完全照搬，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有的说要批判封建迷信，把神仙妖怪都删了。
听了一肚子的意见，却是越听越乱，越听越没底，脑袋都大了。
再然后，是更现实、更致命的问题——钱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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