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八年，十二月初。
魏王曹操为救曹洪、曹植，亲提马步军五万，以曹彰为先锋，贾诩为军师，合战将数十人，出邺城，走长安，直奔郿国。
与此同时，马超屯兵中陶县，与獂道县徐邈相距不足百里，两军对峙数月之久。
马超得张松献计，常去獂道城下与徐邈谈论西北局势，因其熟知羌族习性，以治理西北需以羌治羌，恩威并施，引羌归汉之言打动徐邈。
因此二人常在城南十里外矮山上会晤，久而久之，两军士卒及城中百姓皆称此地为“徐马坡”。
这一日，徐、马又在坡上相会。
坡上竖立着一座小亭，三人围案跪坐。
徐邈因过往而戒酒，故而案上只摆着茶盏，又有柑橘，肉干佐之。
平日里二人相会，马超身后只有姜冏，徐邈身后则是徐飞。
今日马超却与张松联袂而来，故而三人围坐案边，马超先把张松介绍一番。
“景山公，这位乃是汉中王麾下，雍州刺史张松张子乔，闻景山公今日与某相邀于此，特来拜访。”
徐邈闻言，与张松叙礼，见他年岁尚轻，奇曰：“足下年纪轻轻便为一州刺史，必有大才。”
张松笑道：“在下不过益州一寻常儒生，不敢当徐公大才之称。
松久闻徐公大名，孟起将军每念及公，必称公仁人君子，为人正直，乃天赐西北以父母官也。”
徐邈谦逊摆手，连称不敢。
张松又道：“今日得见徐公，在下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徐公垂听。”
徐邈连连摆手，见张松言辞恳切，只好拱了拱手，口称不敢，又道：“愿闻其详。”
张松正色道：
“在下蒙汉中王赏识，擢以高位，托一州之地，时感才疏学浅，唯恐有负大王信重，不能保境安民。”
张松长身跪立，俯身拱手，又道：“徐公品德高尚，为人正直清廉，胸怀治政安民之策。
松愿以刺史之位相托，请徐公念在西北万民之贫困，边陲百姓之苦难，受此大印！”
言罢，自怀中取出一方印玺，拆开包袱，躬身向前，双手呈上。
徐邈大惊失色，急起身扶住张松，言道：“先生此乃何意？徐某怎堪如此啊！”
张松坚持，恳切道：“当今天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假借陛下之名，迁数州之地，百万丁口以充冀州，致使西北空虚，百姓十不足一，荒废千里之地。
徐公虽有治州之能，然受制于国贼，若从其命，则西北虽有徐公竭力经营，不可繁荣；
若不从，一则徐公抗命，恐有性命之忧，二则为人臣子，抗命不从，必污公之贤名。
汉中王乃帝室贵胄，久欲除国贼而复兴大汉。
松素闻徐公欲安西北，救万民，然受制于残暴无德之主，何以安雍凉？
万望徐公以西北百姓为念，接此重任。”
徐邈听得目瞪口呆，连连推辞道：“不可不可，徐某万万不敢受，先生且收回大印，切勿陷某于不忠不义之地...”
话音未落，张松又道：“徐公不肯受，想必是顾忌名誉，然曹操僭称魏王，谋逆之志已然显露，徐公乃汉臣，何不投汉中王以匡扶汉室...”
徐邈闻言，忽然正色道：“先生此言差矣！
曹公虽封魏王，乃为秉政辅汉之故。某身为汉臣，食禄受爵，岂有背主投敌之理？
雍凉百姓困苦，某身在其位，自当竭尽绵薄之力，守土安民，纵使掣肘良多，亦当勉力为之，而非弃节易主，苟求治境之易！
汉中王虽为帝胄，然与曹公各为其主，疆场相见本是常事，却不能以百姓之名，诱某背义。
某治西北，唯守魏法，抚羌胡，安黎庶，此心可对天地，岂因威逼利诱便改其志？
刺史大印，先生且收回，休再言此僭越之事，免得坏了今日相会之谊！”
此言一出，众人气氛骤冷。
就在此时，马超长身而起，向东方拱手道：“景山公，岂不闻昔日白马之盟？”
“昔高祖斩白马而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当今天下，三王并立，却只有汉中王乃刘姓正统。孙曹称王，皆为僭越！
曹操以异姓窃据魏王之位，悖高祖白马之盟，逆天道而欺汉室，此乃国贼之实也，天下共见！
而孙权据江东自封吴王，亦非刘氏，同属僭逆。
唯汉中王，出身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乃当今天子之皇叔，承大汉血脉，继祖宗基业，称王乃顺天应人，复高祖之约，安天下之心也！
景山公自谓汉臣，却奉僭逆之主，守违盟之朝，何谈忠汉？
曹贼迁西北之民，空千里之地，使羌胡不安，黎庶流离，此非辅汉，乃祸汉也！
公言安雍凉、抚黎庶，却屈身于国贼之下，纵有济世之心，终为逆臣之僚，所治之地，不过是国贼争雄之资，百姓何来真安？
今汉中王兴义兵，讨国贼，欲复大汉河山，使黎庶归田，羌胡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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