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苏轼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曾经因为“反对新法”而被外贬，但苏轼并不是反对王安石对国家现状进行变法，他反对的是新法当中他所认为的那些不当或不妥的法令或条款。当司马光后来开始废除新法的时候苏轼也是一个激烈的反对者，因为他认为新法当中大有可取之处，他反对司马光对新法进行全盘否定和推翻。
以上这些说明什么？说明苏轼对国家的整个现状有一套他自己的治国理念。换言之，苏轼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反对的只是那些他认为不正确的东西。再换言之，如苏轼少年时期对母亲所承诺的那样：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就一定会去坚持和抗争。因此，即便眼下被言官和政敌各种指责和围攻，但苏轼并不会畏惧这些流言蜚语甚至是别有用心的诽谤和污蔑，他要做的事就一定会去做。
就在王觌上疏请求将苏轼外贬之后不久，本就处于风口之上的苏轼做了一件足以让整个朝堂都为之侧目的事——他以近来气候久阴不明为由上疏尽说差役法之不便，他奏请朝廷是否考虑重启王安石在变法时期所着力推行的免役法。
苏轼在这道奏疏里说道:“天下人如今都觉得差役法于国于民都甚是不便，唯独只有几个台谏官坚持认为免役法不可再行。臣听闻近日有官员上疏力陈差役法之弊，可没想到这竟然遭到谏官韩川等人的交相攻讦，他们还建议将此人予以重加贬窜。臣料想倘若司马光如今仍然健在，倘若他看到差役法的诸多不便恐怕早就改了。现在的两府大臣中吕公着、安焘、吕大防、范纯仁也都认为差役之法委实不便，但考虑到国家的法令不可轻变且某些台谏官员会极力加以阻挠，所以他们在这事上一直有些难为。臣听闻自差役法复行以来民间甚苦，贪吏狡胥百端蚕食，民穷无告致伤阴阳之和遂至久阴不明。臣希望陛下能够下令让各地官员详呈差役法和免役法在施行过程中的各自利弊，然后于二者中取长补短以成国之良法，如此便可上答天戒，下全小民。”
此道奏疏一上，苏轼可谓是彻底坐实了“乱臣贼子”之名，在其反对者看来这个本就包藏祸心的野心家也终于在此时露出了其真实本性。在这些人眼里，如果就这么让苏轼继续猖狂下去，那由王安石一手导演的“悲剧”很快就将再次上演。
就在这些人摩拳擦掌准备对苏轼进行新一轮的集体群殴时，宫里却传出了一道旨意：令诸路郡邑具役法利害以闻。
这就是说，苏轼之前的奏请得到了批准，高滔滔和宰辅大臣都站在了他那一边。如此一来，现在如果有人敢站出来以此事攻击苏轼无疑是在主动找死，毕竟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是敢于跟苏轼公开为敌其结果就是立马收拾铺盖卷儿滚出京城，这可就意味着大好的前程就此毁于一旦。不过，文官别的本事没有，以硬碰硬更非其本色和特长，但迂回取胜的本事他们却是人人都会且会让对手死得更难看，苏轼这一次就是这么被打倒的。
当朝廷有意重启免役法的皇命颁下之后，苏轼本以为这会掀起轩然大波，他更是会被群起而攻之，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的耳边异常清净。一切就好像这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一样，可朝堂上的这帮官场老油条都知道这眼前的暂时平静有多么的可怕。
宰相吕公着决定率先撤离，他数次上疏以年老为由请求辞官，最后他虽然如愿地甩掉了宰相之位但仍然被拜为司空、平章军国事，从此他也和文彦博一样成了不用处理具体的政事但地位却凌驾于宰相之上的超级御用顾问（也就相当于中顾委主任）。诚然，高滔滔送来的这顶大帽子让吕公着感觉很是沉重，但相比整日都坐在火山口去领袖各怀心思的群臣并费尽心思地调和各方矛盾，这个大宋朝的超级顾问无疑是个绝好的差事。
各位不妨想一想，宋朝的那位身为“平章军国重事”的文彦博同志在这段时期可曾有过大为露脸的高光时刻？说白了，文彦博和吕公着虽然名义上身居高位但实则就是一对镇宅的石狮，他们其实压根就不管事，但如果朝廷需要他们站出来登高一呼或者是他们自己针对某事想要吼上一嗓子，那么他们自然也是一呼百应。这就叫进退自如，也叫政治智慧。
让人多少有些意外的是，接替吕公着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人竟然是原中书侍郎吕大防，之前作为首相头号热门人选的范纯仁则是由同知枢密院事改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虽然没有当成首相，但他新得的这顶乌纱帽也让他正式在政治地位上超越了他的父亲范仲淹。尚书右仆射可是名副其实的大宋宰相，范仲淹虽然官至参知政事但只能算是一个副宰相。
吕大防和范纯仁的拜相制书都是由身为翰林学士的苏轼来负责撰写，按照制度，负责草制的苏轼这晚要在学士院留宿以防新任宰相的任命决定提前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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