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宋朝第一大文豪苏轼少年时期的偶像是谁？他人生的第一个志向又是什么？如果不知道，我们将在本章的末尾揭晓答案。
贾易的再次被贬并不意味着苏轼的好日子就来了，也不意味着贾易从此就彻底老实了，更不意味着所谓的蜀党就此一家独大无人敢招惹。以程颐为尊的洛党现在暂时偃旗息鼓了，可自汉唐以来就在历代中央王朝占据核心统治地位的中原士大夫集团又挺身而出站到了了苏轼的对立面，这就是所谓的朔党。
这个“朔”其本意之一就是指北方地区，具体到宋朝就是泛指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而苏轼是蜀川人，这从地理位置上就决定了这些人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苏轼一步步地得势。尽管有宰辅重臣的赏识，尽管有当朝摄政太后的青睐和庇护，可宋朝的言官连宰相和皇帝的屁股都敢打，苏轼只是一个翰林学士又岂能幸免呢？而且，你苏轼眼下这么红且又这么不知收敛到处以一个治世能臣的面目示人，你这分明就是当年的王安石再生，难道你还真以为自己是王安石第二啊？就算你是王安石第二，可这也是一个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所以你苏轼别想有好日子过，你肚子里的那些小心思也别想得逞。
如果说洛党对苏轼的攻击只是出于领袖受辱的私愤，那么朔党不容于苏轼的原因则是因为政治因素。在神宗时代，从王安石秉政开始到神宗驾崩，北方士族集团在政治上可谓是一片萧条惨淡之景象，宋朝的整个朝政大权几乎全被南方人把持，江西人、福建人、四川人大把大把地涌入了开封。这一时期北方士大夫集团的领袖人物尚且只能在远离京城的地方苟且度日或是干脆直接找地方养老，那么身为其门生故旧的这些小官僚的处境无疑更是艰难。俗话说得好，朝中有人好做官，南方人数十年如一日地把控着朝政大权，这些北方的士族精英想要在仕途上登凌绝顶完全就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局。
现在神宗死了，保守派成功复辟，经过司马光的一番整顿之后，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南方系大佬都已相继抱头鼠窜，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北方人重回权力巅峰的大好时机吗？现在洛党虽然倒了，难道我们要让苏轼这么一个蜀川人再又把我们的美梦给打碎吗？做梦！
我们前面就已经提到过，当苏轼刚被升任为翰林学士时就有人跳出来坚决反对朝廷重用苏轼，前面王觌也刚刚才上疏提醒高太后和皇帝要小心苏轼的那颗骚动不安之心。如果说在洛党完全失势前这些人对苏轼的打压还表现得有些含蓄和遮掩，那么在贾易再次被贬之后他们的行为和言辞及其用心就显得极为的露骨。
前不久才升任监察御史并在后来的徽宗朝与蔡京一同出任宰相的赵挺之在这年的除夕到来之前突然向苏轼发难。他在一份弹劾苏轼的奏疏里说道：“苏轼关于治国理政之论都不过是战国时期的纵横之说，完全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此人其实难堪大用。更让人不得不小心提防的是，苏轼在之前的学士院考试中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这些乱臣的篡汉之术为题更是充分暴露了其本人的险恶用心，倘若朝廷有朝一日让苏轼得志，那么此人将无法无天且无所不为！
赵挺之的这道奏疏让苏轼的这个春节大长假过得很不安生，他很担心赵挺之会成为第二个贾易，因为赵挺之当年在参加馆阁官员考试时曾被苏轼斥责为品行不端的敛财之徒，这自然让赵挺之对其恨得牙根发痒。如今赵挺之成了监察御史，苏轼的苦日子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联想到自程颐被贬出京后自己接连受到言官的无端指责，苏轼也预感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公元1088年注定将是步履维艰之年。
果不其然，春节大长假刚一结束，苏轼就又被人攻击了，此人正是不久前才刚给了苏轼当头一棒的王觌。这一次王觌直接就在奏疏里开始对苏轼撵人，他说苏轼这个人舞文弄墨确实是一把好手，但在理义上面却是一个瞎子，此人根本就不懂治国理政之道却还总是喜欢夸夸其谈。如果让苏轼一直久居朝廷，那此人必会整些稀奇古怪的幺蛾子出来，到头来吃苦受罪的还是国家和老百姓。所以，对于苏轼这种人就应该让他出京去做一方郡守，如此才能让那些总想搞些花样出来的官场投机分子引以为戒。
这已经是赤裸裸地在赶人了，可问题是苏轼真的犯了什么大错特错吗？他到底在此期间都做了或说了什么让这帮人对他如此看不顺眼呢？
具体来说，苏轼做了两件事，其一就是反对朝廷将多年以前就改道北流的黄河再改回东流故道，其二就是西夏大举入寇泾原路杀掠宋朝军民数万人，可宋朝不但没有进行反击更是连问罪之举都没有。苏轼认为宋朝不该如此纵容西夏，长此以往恐为衰乱之象。
苏轼不过就是对当下这个毫无勃勃生发之气的朝廷和国家提出了自己在内政和外交上的一点看法和建议，他甚至都没有提到要改良法度，更没有试图去触碰官僚集团的切身利益。相比当年同样只是个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拿出了一整套富国强军的改革理论和具体措施，苏轼的这种行为连毛毛雨都算不上，可仅凭这些就足以让某些人把他当成又一个潜在的祸国害民之徒进而对其严加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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